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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Government ' s Responsibil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Tarim River Ecological Migration as an Example

Authors:

Abstract

Ecological migration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 is a typical process of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 and the relevant resettlement planning and rehabilitation mode reflect the government ' s plan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function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system and setting the Tarim river ecological migration as an example , the stakeholders include national government , individual, sector management department ,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migration are a and relocation area. Each stakeholder has his own unique and un-substitut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needs.The main rights and interests for ecological migration include the right of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 the right of social welfare, the righ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right of property compensation.The limita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especially lack of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non economic costs and the occupation of the resource of the relocation areas, and some other issues which will cause social unfairness are the reason for social conflicts. It ha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of interest balancing and grievance appeal, build the legal system, and made a clear ori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 ' s function in order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migration;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government 's responsibilities; stakeholders; social conflicts; Tarim river migration
475期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75
20079 2007
治文明 社会公正与政府责任
生态移民权益保护与政府责任
以新疆轮台塔里木河移民为例
施国庆 11李菁怡2
1河海大学 中国移民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82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是一个典型的政府的计划干预过 相应的移民安置规 划与安置模
式折射出政府视角的发展思路 以新疆塔里木河生态移民为例 从生态移民系统的运行角度看
态移民活动的利益相关群体包括中央政府 移民个体 行业主管部门 迁出区和安置区的地方政府
每个利益相关群体均有独特的 不可替代的经济或者社会利益诉求 生态移民主要有生存发展
社会福利权公众参与权及财产补偿权等 权益 态移民补偿机制的缺陷特别是对移民非经
济成本补偿的缺失对安置区资源的 占用以及其他导致社会不公的因素 是生态移民过程中社会冲
突的根源政府需要构建利益协调机 准 确 定位 重法制建设以及构建参与与申诉机制 缓解
社会冲突和利益冲 承担 相应的政府责任
关键词生态移民 权益保护政府责任利益相关群体社会冲突塔里木河移民
中图分类号 632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2572834200705007809
基金项目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 题攻关 项目 0400017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 规划研
究项目 051 87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项
2005409411  收稿日期200 7 08 08
作者简介施国庆 1959 安徽定远人 河 海 大学 公共 管理学 院 院 长 中国移民 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世界银行和亚洲 开发银行专家
研究背景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 20世纪 90年代末开始我国西部地区出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生态移民活动有关生态移民的研究也开始兴起 生态移民可定义为由于生态环境的破
坏和恶化而导致人类生存条件丧失后产生的人口自愿迁移活动或者以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为目
的而进行的有计划的将人口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迁出及迁移社区社会经济重建活动 以及因为限
制或者强制改变资源利用而产生的受影响人口生计恢复活动 生态移民可分为自发的生态移民和
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两类 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是指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目的而由政府支持并且组
织实施的移民活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调查研究 我国在 2050 1 000
要集中在西南 西北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需要通过异地搬迁的办法解决所居住地区的
生态环境与农民贫困问题 其中居住在生态地位重要生态环境脆弱 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
特困人口达 500多万人 2003年开始已有 13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生态移民试点内蒙古
78
DO I :1015939/jjujs se200705011
宁夏 山西 新疆等省区已分别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内蒙古自治区计划用 10的时间
移民 20万人 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生态移民
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10的时间
移民 10万人
山西省计划用 5的时间投资 75亿元 生态移40万人
1
生态移民与以往所有的机械式的开发政策不同 强调了对生态的关注 以恢复生态系统或
者以防患于未然为目的停止生态脆弱地区居民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多种多样的生产及生
活方式单一化 使异质 的文化 均质化  局部区域的视角来说  的东西总会希
望以 异质 的形式存在下去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则不同认为少数民族 的生产
生活方式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2212因此 移民的政策 通过改变他们的生产 生活方
式来减少他们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 从而实现生态保护
3
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是一个典型的政府的计划干预过程 相应的移民安置规划与安置模式都
折射出了政府视角的发展思路 望社会和人民在政府的引导下发生转变 生态移民问题是复杂
的人口 资源 生态 环境 社会 济复合系统问题涉及社会公正 公平 利益冲
少数民族权益 文化环境 破碎化  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有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到重要地位的背景下 为了构建和谐
社会 对生态移民问题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
特别是针对这一典型的政府的计划干预行研究生态移民的权益及其移民过程中的政府责
任所在 剖析生态移民的利益相关群体及冲突根源 对顺利实施生态移民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疆轮台县塔里木河生态移民概况
20年来着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水资源的无序开发和低效利用 塔里木河
下简称塔河流向干流输送的水量逐年减少水质不断恶化 下游近 400的河道断流
尾闾台特玛湖干大片胡杨林死退化沙化草场面积也由 2050 年代初的 40多万亩
增到 2001160多万游塔克拉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呈合拢趋势  绿走廊
于毁灭的边缘 因此 2001中国政府投资 107亿元实施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退耕封
育异地搬迁项目 试图通过搬迁疆巴州轮台县和尉犁县地区 总覆盖面积达 102
2
生态移民 退还引用塔里木河水量 15108
3并输送至下以改善塔河生态环实现生
经济 社会三大效益相统一 不断提升区域综合实力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轮台县位于天山南麓 塔里木盆地北缘处东经 83
3885
25北纬 40
0542
32
总面积 14 789
2台县草湖地区系指轮台县沿塔里木河北岸的一乡 草湖乡 两场 草湖
牧场和卡尔恰其牧场 该地区位于塔里木河中游北岸轮台县城东南方向 102 南与尉
犁县隔河相望 西与库车县交界 东与库尔勒市普惠乡相接总面积达 1 1 00
2有耕地 6
2001年底移民搬迁前 草湖地区有居民 5242 420均每户 462多为维吾尔族
居民 其中草湖乡 2661 334草湖牧场 19378 4尔恰其牧场 65302
根据移民计划 草湖地区一乡二场中有本地户口的 5242 420农牧民将搬迁至轮台县迪
那河流域的拉依苏地区 隶属群巴克镇位于轮台县城西南 21公里处和拉帕地区 隶属大道
南乡 位于轮台县城东南 11公里处 中拉依苏地区安置 124620帕地区安置 400
1 800生活安置方面 搬迁后在安置区各建立一个移民新迁入的居住区人均建设用地
100
2村镇建设面积为 135 104
2其中拉依苏地区为 50 104
2拉帕地区
85 104
2住建筑用地占 35 公共建筑用地占 5 道路广场用地占 17 公共绿地占
79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郝益东在 2001年召开的全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自治区政府政研室研究报告生态移民理论与实践研究
10 其他设施33 每户宅基地面积 4均建筑面积 80
2产安置方面对搬迁的
农民进行培训 使他们更好地掌握农业种植技术和果树栽培技术 半农半牧民进行培训 使
们逐渐向纯农民转变 引导搬迁牧民采用 夏秋放牧舍饲 模式进行牧业生产截至目
前轮台县草湖乡 4村的 100农牧民已搬迁至 314道附近轮台县的拉帕安置地给予人均 5
亩生产用地 全部搬迁工作结束后 草湖乡 草湖牧场 卡尔恰其牧场的 6万亩土地将全部退耕
还林
态移民中的利益相关群体
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也是所有冲突的实质所在473本文中笔者
将生态移民中的受益者即利益相关群体定义为 生态移民的准备 规划 实施等全过程中
些可能受移民项目影响以及对移民项目产生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从生态移民系统的运行角度
将塔河生态移民中的利益群体分为国家移民个体行业系统地方行政区划部门 迁出区和
安置区 中每一个利益群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 可替代的经济或者社会利益诉求 并占据
了不同的角色地在生态移民系统的运行中发挥不同的作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行为 特点
关群体众多且多样化相关群体关系复杂且利益目标不一致 相关群体文化水平差异
1国家 作为社会中自然资源的法律所有者 国家代表了社会中全体居民的整体利益
从宏观的角度规定着社会活动的运行方向 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协调着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需
要和矛盾关系 在塔河生态移民系统的运行中 一方面 国家出资挽救和保护塔河地区的生态环
为后世子孙造福 一方面妥善处理好移民工作涉及千家万户 关系到当地以及国家的经
济建设和社会稳维护和保障移民的权益 通过生态移民改变其贫困状况也成了政府日益重视
的一个社会问题
2移民个体 移民个体作为生态移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要的利益相关群体
生态移民服从国家保护环境的目标从原居住地搬迁出其原来的生产 生活家族和家庭体
系被摧毁 长期建立起来的政治 贸易文化联系中断 可以说 整个移民的搬迁过程是一
个对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习俗产生线性转变的过程 因此作为移民个体 有权去追求
自身贡献和利益索取的平衡
3行业系统 行业系统作为社会大分工的产从各自的部门利益角度出发其利益诉求
往往代表着生态移民系统运行中某一方面的功能如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管理局 轮台县水利
局作为水利系统的代表负责具体实施生态移民工程 希望工程顺利进行 尽快降低塔河的取水
畜牧局作为畜牧系统的代表则更多的关注大批牧民转为农民后对该县畜牧业的影响
4地区行政区划 地区行政区划部门 作为行政地域分割的产物往往代表着某一特定地
区的利益 在塔河生态移民过程中主要包括移民迁出区和安置区
生态移民主要利益相关群体的权益比对
在生态移民系统众多的利益相关群体中 生态移民自身和安置区原有居民是主要的利益相关
群体 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冲突
态移民自身
生态移民 基本 是指 移民法应 享受 不 容侵犯 的权利和 利益 这里
 除了普通公民适用的一般法律之外还应包括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的移民政策法规
为生态移民 其因搬迁而派生出如下权益 存发展权 会福利权 众参与权及申诉权等等
1生存发展权态移民是人权保护性移民
5其安置包括两个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社
会过程 1人口搬迁 2生活重建 按照开发性移民方生态移民安置更重要的是保证移
80
民在搬迁后拥有足够的资源教育机会 就业机会等等 满足其及后代生存发展的需要 前我
国实施生态移民的地区多为中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的农牧区轮台县的塔河移民也主要以农牧民为
迁移后 他们的生计方式或多或少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如从牧民转向半农半牧民甚至农
这就势必导致移民在生产方式上的不适应和家庭分工的变化 但是移民长期适应了放牧的
生活 不掌握基本的农业生产技能往往在安置后的初期面临生存发展的巨大压力
2迁徙自由权态移民保护了移民的迁徙和居住自由权利 移民有权决定是否搬出原先
居住的房屋和区
3健康权康权可以分为身体健康权和心理健康权身体健康权保护公民的生理健康
以公民的生理健康利益为目的 生态移民来说其内容包括 获得安全水源和卫生条件 康的
职业和环境条件 康信息和教育 包括性和生育健康 治疗和控制疾病的权利和使用
基本药品等权利 态移民的心理健康权主要是指移民行为符合社会规范 心里没有痛苦
歧视 被公平对待 可以良好的适应生活等
4教育权 世界人权宣言 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 至少在初级
和基本阶段应如因此 生态移民的子女 尤其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子女 有和安置
区居民子女均等的教育机会不能因信仰 户籍归属和经济困难等原因而排斥他们受教育机会的
均等权 塔河移民搬迁后 为使移民后代能够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草湖乡的小学和中学也相应
搬迁到安置点 同时 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激发移民子女学习的热情 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5财产补偿权态移民的财产补偿权又可细化为生态移民个体财产补偿权和集体财产补
偿权 生态移民个体财产应该得到合理补偿 一般来说 生态移民个体财产补偿应该按照生态移
民补偿政策或市场重置价格进行其范围包括 屋及附属物副业设施 基础设施农作物损
牲畜损失 搬迁安置过渡期生活费等 移民集体财产也应该得到合理补偿 民搬迁前集体
拥有的村组副业和集资修建的各项基础设施如 卫生所集体房屋 宗祠庙宇等 都应该
按照市场重置价重建或补偿塔河移民中 移民原有的房屋都为土坯房 管未给予现金补偿
但是其搬迁后免费获得的房屋 价值是原有房屋的多倍移民的财产获得了足够的补偿
6公共服务权所谓公共服引温家宝总理的话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 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体育等
公共事业 发布公共信息等 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 政治 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
条件 在塔河生态移民实践中 政府的公共服务是比较到位的 学校 文化站 卫生所 贸市
小吃店 公厕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 通往县城的公交车30分钟便开出一趟交通十分方
便水利 电力 公路 通讯等基础设施工程均已到户 彻底结束了农牧民无电 无自来水
通柏油路的历史 河生态移民搬迁前 很难享受到国家的医疗救助 很多农牧民得病并不是按
照病情看病 而是按照经济能力看疾病是他们生活中难以承担的风险和重负 为使移民享有
医疗保障的权利 安置区政府在迁后建立了福利性质的卫生站承担对移民的疾病预防
生活保健和健康教育的任务并且 针对移民搬迁后生产方式变化引起的移民就业问题
置区政府针对移民的不同就业类型及时给予指导和帮使移民能够较为迅速地适应
7政治权利 生态移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包括公众参与知情权申诉权和监督权等
公众参与权是生态移民当家作主的体现在制定移民搬迁安置方案和具体实施过程中 移民有广
泛参与的权利 移民享有知情权 权了解和掌握移民工程的有关政策规定补偿标准 置模
进而自觉维护自己应享有的权移民拥有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诉搬迁和安置过程中的问题并
获得政策回复的权利 同样地 民有权对搬迁和安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腐败消极现象 违纪违
81
世界人权宣言26联合国大会 1948 1210日第 217 号决议
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督 从而减少失误和损失 切实保障自身权益 塔河生态移民实践中安置
区政府无论是在对接工作上还是安置区建设过程中 都充分考虑和集纳了移民的意愿 使搬迁安
置成为移民自觉的行动保证了移民的参与权 例如 在移民工程实施之初有部分农牧民不愿
离开生活多年的原居住区 对此轮台县委 县政府及时组织一部分不愿迁出的老人到新居民
区参观考察 让他们亲眼目睹已迁出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 有一位 70多岁高龄的
老人在参观新居后激动地们没啥反对 搬迁到这么好的地方回去了给他们 邻居亲
快快搬 具体来说 在选择安置点的过程中 政府尊重了移民的意见 选择交通方便
基础设施较为完就医和子女入学就近 土地容易耕种的地点作为安置点
置区原有居民
安置区原有居民也是生态移民过程中的主要利益相关群体之一生态移民的到来打破了安
置区原有的社会平衡 不同的社区文化 宗教信仰和生产方式的差异使得安置区原有居民和生态
移民在工程初始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以轮台县塔河生态移民拉依苏安置点为例 规划中的生
产安置地 涉及到群巴克镇的阿克亚村的部分土地 这些土地尽管在国土部门的地籍为荒地
是阿克亚村的部分村民开荒多年土地效益逐年提因此 在生态移民实施过程中若不能较
好地处理这一问移民与安置地的居民必将产生一定的矛
生态移民中的社会冲突根源探析
态移民补偿机制
1生态移民经济成本的缺失 生态移总要发生一定的经济成本移民的经济成本一般由
以下几个部分组土地 房屋及其他征用财产的成本和丧失收入的赔偿成本移民安置征地
建房 基础设施建设 搬家运输 渡期补贴及环境保护等安置成本 目开发创造就业
训等重建成本 移民安置动员 指导等管理成本 域基础设施损失成本及重建成本
有这些移民成本都应该由社会来共同负担 而不应该由移民来负担为生态移民所提供的应该是
一个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 这属于公共物品范其公共性决定着生态移民的经济成本不能由生
态移民个人来负根据 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作为物品受益者的社会应该负担起生态移
民发生的成本 这个 负担移民成本的社会并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它可以细化为政府
业主和其他受益
5大致来说 生态移民自身的经济成本主要包土地 就业等因此
析生态移民经济成本的缺失也应着重分析这几方面
1与其他群体相农牧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主要依靠土地草场来生存
以说 土地是农牧民的根子 旦失去土地他们就无法生存 因此在实施生态移民的过程
给予移民足够的土地以及草场是十分必要
2动就业塔河生态移民搬迁后生计方式发生变化农业生产比重提高 牧业比重
下降 女性移民凭借原有的农业生产技能能够较快的转变自身角色 同时承担家务 男性因为
较少从事农业生产而出现较多的不适应但是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慢慢适应 夫妻共同从事农业生
产和牲畜喂养 只有极少数人选择了外出打工 这虽然是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 也与移民自
身思想观念的转变有关搬迁到交通较为便利的地使移民与外部世界接触更多 眼界开阔
加之开始有人外出工作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 现代的农业和工业文明渐渐渗透深入移民的观
念和行为开始发生变化对于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和圈养牲畜的移民轮台县政府和移民安置区乡
政府多次组织卫生局 农牧局的技术骨干对移民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 指导他们改良土壤
果树 种植棉花和科学饲养牲畜 于外出打工的移民 专门设立了移民外出就业指导中心
移民建立就业档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
2生态移民的非经济成本 生态移民动在带来重大资源和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会导致移
82
民非经济成本的缺失 生态移民多发生在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较高的非经济成本是其
一个显著的特征
1族心理移民迁移使得生态移民在社会 文化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了矛盾心理和
社会压力 在整个搬迁安置过程中都存在着抗拒 攀比 失衡矛盾等心理这是正常的而且
这种心理是可调适的 移民对家乡的留恋之情会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移民在
安置区生活时间的增加和适应而逐渐淡化
2故土情结 国人素来注重 土重迁 通常移民对故土都有着强烈的认同 愿远
迁他乡甚至短线迁移 尤其是在面临生产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的时候 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
未来充满疑虑 在塔河生态移民中 然不同年龄的移民对原居住地的留恋程度不一样 中青
年移民恋旧心理不及老年移民强烈但普遍存在故土情结究其原因是中青年移民在原居住地
生活时间不及老年移民长 而对新环境的社会适应力以及未来生活的信心比老年移民强
3失衡心理 塔河移民搬迁前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生产条件都极为落后 搬迁后
较为先进的生产条件和较好的生活条件虽然让他们欣喜 满意但生活水平不可能马上就有很大
提升 达到安置区平均水平 所以不少移民反映看到安置区原有居民的生活 就想起以前的苦
日子 心理非常不平衡 为什么政府没有早点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这也是为什么在塔河生态移民
中经常出现移民一有事就找政府摆脱不了 身份的原因
4范心理移民搬迁打破了塔河生态移民业已形成的亲缘关系和人际关系网络
久生活在搬迁前那种较为封闭的环境 与外部接触较少 又使得塔河生态移民不可避免地带有对
他人他物的防范心理 这种防范心理只有随着迁移时间的增加生态移民的日常生活由对原社区
人际关系的紧密依赖减淡 而对新社区的人际关系由陌生防范到逐步加大依赖才会淡化
5偿心理如果迁移后生态移民的家庭生活水平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 就会希望
政府给予额外的补偿费补偿心理显而易见 必须承认 即使政府对生态移民的实物损失补偿得
但移民的社会资源丧失却不在补偿之列 而这恰恰是移民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不可或
缺的重要资源 这种事实上的 剥夺  无疑会强化移民的补偿心理
6民族文化 国少数民族的聚居特征是 大分散 小聚居 而中西部地区的民族局部
聚居现象比较多 因此能够保持比较完整的 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这些少数
民族拥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 表面上看不会直接决定移民行为本身但是实际会影响移民行
为的选择
6塔河生态移民以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为主 而安置区周边居住的多是汉族居民
及少数蒙古族居这些民族属非伊斯兰教民族 作为一种文化 伊斯兰文化与非伊斯兰文化有
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限制了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与其他非伊斯兰教民族的交往
7会适应生态移民活动打散了移民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社区分解和裂化社会组
织与社会网络的破坏 业已形成的紧密的地缘和亲缘关系因为空间的分离变得弱化 并且其弱化
强度随着时间延长而日益增加 河生态移民来自不同的一乡两场生态移民导致他们原有的社
会关系网络解体 形的社会资本遭受损失 而较强的自我保护的心态又使得他们难以很快与其
他移民以及安置区原有居民建立友好的社会关系原有的社会网络破碎新的社会网络又难以建
使移民容易产生孤独感和自卑生态移民搬不仅是一个物质生活环境的再造过程
是个精神生活环境的再造过程 且物质生活环境的再造容易实现而精神生活环境的再造却要
经历一个漫长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
796 102
安置区冲突
作为不同的利益群体 生态移民自身和安置区原有居民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他们之间的利
益博弈带来了安置区的利益冲突包括资源共享带来的矛盾 不同社区文化的矛盾以及其他社会
公正问题
83
1资源共享 如果生态移民后新的土地是政府从安置区社区调整出来的 移民要使用安置
区社区的道路 水资源 学校 卫生设施 增加安置区社区的人口密度 降低安置区社区的土地
等各种资源和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水平可能会占用安置区原住民的就业机会 安置区社区的损
失一旦不能够得到合理补偿时 会冲突将会发生 而且随着移民在新社区的公共参与权和集
体财产使用权的增加 安置区原有居民的公共参与权和集体财产使用权可能减少 弱化甚至丧失
2社区融合 此次进行生态移民的维吾尔族农牧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原居住地邻里之间的
亲密关系业已形而生态移民使得他们重新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里人生地不熟举目
无亲 生老病死 婚丧嫁娶 都没有了原来亲邻那样的关心问候 嘘寒问暖 因而容易造成移民
的孤独感和失落而且长期居住在一定地域的人们 由于共同的生产生活 已经形成了基本相
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即一定的社区文化 种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和生活方式 他们只对本社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使得安置区原有居民对那种有强烈渗透力的
移民 往往带有挑剔的眼光 自觉不自觉的产生敌对和排斥情绪 同样的 移民自身对安置区原
有居民也抱有敌就导致心理适应能力弱的移民不能很快融入到安置地新的社区关系网络
并且不能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网由于长期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塔河移民的小农意识和
自我封闭意识较为严重思想观念也比较落后 所以移民后 其落后的社区文化势必会与安置区
文化形成冲突 而移民较高的自身文化保护意识和较弱的主动融合当地文化的意识的冲突又使得
这种冲突漫长而复杂 例如有的移民不愿意学习汉语 认为会说维吾尔语就已经足够了
汉语的时间和精力不如睡睡觉 串门 有的一开始对乡里的帮扶小组还产生抵触和不信任的心
理等 这些都成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制约因素
他社会问题
其他影响移民社会公正的还有教育机会 社会性别 信息等等比如女性在搬迁后社会地
家庭地位没有得到提高性别公正无法实现 移民子女在安置地外的入学往往受到政策限
教育公平缺失等 塔河移民来说 搬迁前 男性主要负责放牧 到市场出售牲畜 皮毛等
农牧业附属产品 性则以挤奶 接羔 接犊 做奶制品 家务和少量农业生产为搬迁后的
初期 男性停止放牧生活后 往往一下无法适应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多为妇女承担
态移民活动中的政府责任
所谓政府责任 从最广的意义来说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
取积极的措施 公正 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
8生态移民 作为政府发起的系统性的
活动 为了缓解其实施中的社会冲突 利益冲突 需要 承应的 责任 并从 如下
着手
建利益协调与参与机制
生态移民的各利益相关者应该参与到项目实施前的论证 规划阶段协调个人与个人个人
与集体 个人与社会 与自然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有当事方 包括中央政府有关部委
方政府及其行业主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 土地管理部门移民部门 移民群体代表施工单
规划设计单位 评估机构 研究机构 相关群众团体等在实施移民的各阶段平等参与在平
话的基础上进行协协调各方的利益和矛盾达到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帕累托最优
9182 191
生态移民 整个集体被从熟悉的环境迁出时他们原有的集体和社会网络瓦解 具有紧密
血缘关系的人群被疏散到新的地方社会内聚力被削弱生产上集体行动的潜力也被减少 10
因此 保障生态移民的政治权利 首要的就是在进行移民安置规划初会倾听移民的声音
移民工程的主体是移民本身任何移民措施的制定和实施都应该让移民参与充分听取他们的意
84
让他们参与项目的全过程 移民安置的权利补偿程序 标准 可选择的安置方案
免审定的移民安置规划因二者不接受而无法实施已经开发建设好的安置区移民不愿去 移民对
国家审定的补偿不理解等 造成移民与政府矛盾尖锐项目实施困难 移民安置资金损失等问
要通过移民和安置区原有居民的参与 增加移民对政府的信任感 帮助项目设计单位提出更
切合实际 受移民欢迎的安置方案激发他们积极参与项目建设的主人翁精神 使移民了解国家
的移民政策和他们应享受到的权益在实施中对政策的落实和补偿的兑现进行监督 目前
国的工程移民活动中 已经开始采用移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是一个值得生态移民活动借鉴的移民
参与形式
府角色与理念定位
首先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具有公共性
11生态移民作为公益性建设活动 其全部损失
理应予以补偿 移民不应该为公共利益损失自己的利益 而应该同时分享生态移民项目带来的效
因此 政府必须在兼顾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前提下 保证移民的基本利益 在利益均衡的条件
下使移民利益最大化 即对移民的社会保障责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
国家和政府责任 包括国家有责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公民享有各种社会保障的权
也包括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财政支出 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义务 政府应
该保障移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关注妇女 老人 儿童等弱势群体
其次 政府对自然负有生态责任 传统公共管理以获取最大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很少考虑
环境问题 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可持续发展要求充分考虑环境生态的价值走技术进
提高效益 节约资源的道路 正地对待自然 科学开发 合理利用 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
界的生态平衡 这种重任无疑应当由政府来承担 政府不能一味在环境恶化后 通过生态移民政
策来 羊补牢  生态移民个体承担生态失衡的责任生态移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府 线
干预政策 此外 在实施生态移民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安置地的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带
来次生的生态恶化现象
最后 政府对生态移民中的社会冲突负有干预的责任 实施生态移民 政府不能仅仅以搬迁
为目的 而要以长期系统的视角去让移民 稳得住能致富 就需要政府在移民安置前
应着力于安置点的选择安置规划的编制 安置意愿的调查等方安置后特别是安置的
初期 政府不仅不能降低工作的力度 反而要认识到这一阶段移民工作的重要性 积极关注移民的
社会适应 生产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问题 收入的恢复与提高以及与安置区利益冲突的干预等
重法制建设
近年来 在人们日益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生态移民被作为生态 经济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加以实施但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因此制度保障相对滞后
我国尚无针对生态移民的统一的专项法律法规政策 生态移民的制度保障主要体现于现存的
相关的工程移民 库移民开发性移民 西部大开发等法律法规政策之中而法律对利益冲突
的控制和社会冲突的缓和具有特殊性 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制 抑制和消除利益最大化行为和机会
主义行为引起的冲突和对抗使各利益相关群体在一定制度框架内平等有序地实现利益的法律制
是控制利益冲突的有效选择 因此 建立专健全 完善的生态移民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对生态移民权益加以保障 最终达到社会公正 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建参与与申诉制度
在进行生态移民政府还要做好移民申诉问题的处理 接受和处理移民的申诉是了解移
民搬迁和安置实际情况吸取经验教训 为移民排忧解难 发现解决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维护国
家利益 保护移民权益的一个重要途径 要做好移民申诉工作 重要的是保证申诉渠道畅通
河生态移民的申诉渠道有两条 1民管理系统 这是移民申诉的主要渠道 移民反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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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安置区村委逐级到实施移民主管部门 2政府系统 该系统主要用于移民对搬迁过程中发
现的相关领导干部贪污腐败 法乱纪问题的申诉 畅通的申诉渠道可以为解决移民抱怨问题
提供方便 实践表明 塔河生态移民反映的许多问题大部分是关于财产错登漏登的 也有咨询移
民政策和反映违法违纪的 这些问按照不同性质分别由责任单位落实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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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施国庆周建 非自愿移民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 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10陈宗义王筱卿把移民安置工作做的更好   水利发电2003 258
11朱东恺施国庆城市建设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及调整   思想战线2005 156 59
责任编辑刘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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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consequences include a scarcity of fresh water, an increase in the frequency of severe events like droughts and floods, increased coastal erosion and saltwater inundation, and increased glacial melt in the Himalayas [40]. 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now involves the second largest group of resettlers in China, after resettlement programs associated with large hydro-electric projects such as the Three Gorges Dam [41]. Official statistics show that between 1983 and 2005, approximately 2.6 million people were relocated for environmental reasons, including 1.95 million poor people who lived in western China [42]. ...
... Official statistics show that between 1983 and 2005, approximately 2.6 million people were relocated for environmental reasons, including 1.95 million poor people who lived in western China [42]. Shi & Zhou [41] further projected that around 10 million people would require resettlement because of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by 2050, especially in western China. ...
... Earlier 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projects in China were largely involuntary and organised by the government [41]. More recent resettlement programs have begun to transition from 'mandatory displacement' to 'mobility incentives', in which the rights of people to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are respected [44]. ...
Article
Full-text available
Given that increasing migration has been addressed as a major consequence of climate change, a growing number of scholars suggest that the planned relocation of people or Government Resettlement Projects (GRPs) should be included i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atus of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ly induced migration in China, and then presents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in Shangnan County in northwest China, where a specific GRP called the 'Massive Southern Shaanxi Migration Program' (MSSMP) has been initiated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related impa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SSMP helped local residents to adapt better climate change by reducing exposures to risk, enabling mobility, providing financial incentives, rais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improving emotional status. Furthermore, the MSSMP added additional benefits for migrant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GRPs by respecting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preparing for future risks, and reducing social isolation via a short relocation distance. However, GRPs could also be seen as a mal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because they disproportionately increase the burden on the most vulnerable community members, such as those who are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new migrants, and people who are left behind. The paper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GRPs should be designed by involving multiple adaptation strategies as supplements for GRPs, and broadening the political schemes to consider the special needs of vulnerable group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s of GRPs in sustainabl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design, organization, and implication of future similar programs.
... Debate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surrounding large-scale EM have been waged between scholars who are clear proponents of state intervention for conservation purposes (Liu and Wang, 2008;Wang et al., 2010) and those critical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osses that accompany large-scale migratory displacement (Banks et al., 2003;Shi et al., 2007;Foggin, 2008;Seki and Hu, 2011). The bulk of extant scholarship discusses EM through large-scale conservation efforts to mitigat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Bao, 2006;Liu and Wang, 2008;Wang et al., 2010). ...
... At the very least, equitable compensation based on market prices for land and housing should be universalized if displacement is to continue at all. In making this endorsement, I echo scholarship that proposes equitable compensation and inclusion for those that undergo ecological displacement (Bao, 2006;Shi et al., 2007). But I build on these calls by advocating for deeper consideration of reform and redress within the complex political economic context of state-led displacement and land development. ...
Article
Full-text available
Across contemporary China, city governments are unevenly territorializing peri‐urban villagers’ land and housing by creating new urba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sites. I analyze this emerging form of what I call ‘ecological territorialization’ through three interrelated spatial practices: comprehensive urban–rural planning, peri‐urban ‘ecological migr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conservation site financ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Detailing this triad of territorializing practices renews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ervation classifications that justify state intervention, uneven displacements of people from rural land and housing, and site‐specific capitalizations that collectively consolidate urban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rural spaces. These practices emerge stochastically as state, private, and semi‐state institutions capitalize on conservation projects in the context of legally and constitutionally underdefined land use rights and ecological land designations. In the current post‐socialist moment of urban ‘greening’, these practices are key to producing frontiers of land‐based accumulation and extending local state control across the peri‐urban fringe. Urban ecological enclosures not only remake city‐level state power but also shape rural people's relationships to land, labor and housing.
... Alread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water use in the defined ecologically fragile zones are seen a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local populations, but the local environments will also be exposed to future climate change and impacts of ongoing social deprivation. Inhabitants of the zones are mostly poor and from ethnic minorities, and stateled migration is largely involuntary based on a perceived need to remove people from the vulnerable areas (Shi et al. 2007;Yeh 2009 Although often not considered explicitly, and significantly under-researched considering their importance,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degrad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condition, major developments and state-led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clearly have played a role in human mobility across the reg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Climate change will exacerbate these forms of environmental drivers of migration, occasionally through current pattern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human mobility, but also through new form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on human populations. ...
Chapter
Increasingly it is becoming clear that major changes in Asia have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Together, environmental change across Asia and increasing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lready present challenges that are straining the management capacities of nation-states. Future climate change will exacerbate these challenges, as indicated here in the context of likely key regions that are projected to face major change. The chapter synthesises the current academic debate on how such environmental change will influence human migration for Asia. Many millions of people will be highly vulnerable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many more people are moving into harm’s way as Asian urban development concentrates in vulnerable areas such as river valleys, deltas and coastal zones. Case studies of potential linear and non-linear changes to future migration due to climate change are presented from sub-regions of Asia. As Asian countries, and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large, poor populations, experience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change, people will adapt in situ, but increasingly, policy responses will need to look to support ex situ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at involves the movement of people, systems and/or assets from places of high vulnerability. Such a change in orientation would have significant, non-linear impacts for the many already highly complex migration patterns and networks within and from Asia.
... Alread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water use in the defined ecologically fragile zones are seen a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local populations, but the local environments will also be exposed to future climate change and impacts of ongoing social deprivation. Inhabitants of the zones are mostly poor and from ethnic minorities, and stateled migration is largely involuntary based on a perceived need to remove people from the vulnerable areas (Shi et al. 2007;Yeh 2009 Although often not considered explicitly, and significantly under-researched considering their importance,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degrad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condition, major developments and state-led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clearly have played a role in human mobility across the reg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Climate change will exacerbate these forms of environmental drivers of migration, occasionally through current pattern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human mobility, but also through new form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on human populations. ...
Chapter
Increasingly it is becoming clear that major changes in Asia have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Together, environmental change across Asia and increasing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lready present challenges that are straining the management capacities of nation-states. Future climate change will exacerbate these challenges, as indicated here in the context of likely key regions that are projected to face major change. The chapter synthesises the current academic debate on how such environmental change will influence human migration for Asia. Many millions of people will be highly vulnerable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many more people are moving into harm’s way as Asian urban development concentrates in vulnerable areas such as river valleys, deltas and coastal zones. Case studies of potential linear and non-linear changes to future migration due to climate change are presented from sub-regions of Asia. As Asian countries, and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large, poor populations, experience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change, people will adapt in situ, but increasingly, policy responses will need to look to support ex situ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at involves the movement of people, systems and/or assets from places of high vulnerability. Such a change in orientation would have significant, non-linear impacts for the many already highly complex migration patterns and networks within and from Asia.
... This was followed by a plan to displace 1.5 million rural residents from locales wher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e not conducive to human habitation (e.g., frigid high mountains, karst highlands, arid and desertified regions with no, or limited, access to basic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services) during a five-year period that ended in 2010 in order to lift them from absolute poverty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2007). By 2050, it was projected that around 10 million environmental migrants, mostly in western China, half of whom are absolutely poor, may benefit from resettlement (Shi et al., 2007). These populations live in sensitive zones, the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which are fundamental to national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thus in need of protection, or in regions which lack the resources required to sustain an agricultural or herding livelihood, or in areas vulnerable to geological or mountain hazards (e.g., earthquakes and landslides). ...
Article
Environment-related migration in China is shaped by a complex set of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The central question addressed in this study is: how does economic well-being at the household level change after displacement and what shapes it? Based on a survey of households displaced in the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between 2004 and 2009,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livelihood reconstruction is influenced by a mixture of household, institutional and community contextual factors. Government-led resettlement could b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diversifying livelihood and building the future resilience of households to rural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discussion on economic outcomes of resettlement du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which can assist in suggesting how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the recently resettled populations. Further resettlement action and policy measures need to be adjusted based o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variety of factors that affect people's overall well-being to develop better ways to ensure improved livelihoods and long-term well-being of the displaced.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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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of forced migration due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expose migrants to a number of potential risks,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and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and migrant participation to the mitigation of these risks. Based on an empirical survey conducted in two villages in China’s Ningxia province, we consider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migrants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find that the participatory nature of local institutions (or lack thereof)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success of migration policies. Thus, the risks of social dislocation are not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imposed on migrants: Wh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they can adapt, influence, and improve resettlement projects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risks to which they are exposed.
Article
Les projets de migration programmee de populations pour cause de degradations environnementales representent un veritable defi pour les institutions publiques, et impliquent plusieurs risques pour les migrants eux-memes, particulierement dans les pays emergents comme la Chine. Cet article vise a explorer l'influence de la gouvernance des institutions et de la participation des migrants sur la mitigation de ces risques. Sur la base d'une enquete empirique realisee dans deux villages de la province du Ningxia, nous considerons la relation dynamique et interactive entre les migrants et les autorites locales, et constatons que la nature participative (ou non) des institutions peut jouer un role fondamental dans la reussite ou l'echec des projets de deplacement. Ainsi, les risques d'appauvrissement et de desarticulation sociale ne sont pas des consequences inevitables qui s'imposent aux migrants : lorsqu'on leur en donne l'opportunite, ces derniers peuvent reagir, s'adapter, influencer et meme ameliorer les projets, afin de faire valoir leurs interets et de mitiger les risques auxquels ils sont expose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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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integration is the base of soci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resettled from Three Gorges and the coastal resettlement sites,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ce in natural cond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ulture between the resettled from Three Gorges and the coastal resettlement sites, economics integration consists of integration of natural cond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integration of social culture which influences economic integration, among which the way of production, producing technic, way of employment and lack of development fund are the key factors which brings impact to economic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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