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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刊》第１期
第１４２ ～ １７０ 页
©ＳＳＡＰ，２０１８
广场舞团队的凝聚：一项“类仪式”
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
于佳煖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摘 要：“仪式”是有特定的情境，伴随着行为的重复性，并能唤起参
与者特定情感的活动。在日常生活中，与仪式行为具有相似性的活动，可被
称作 “类仪式”行为。本文通过对上海市 １１ 个广场舞团体的研究，探讨了
类仪式群体的生成与凝聚机制。首先，多数广场舞参与者面临着由工作向退
休的生命阶段过渡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她们需要一个互动并重新生成社会
关系的空间。而广场舞活动作为一种具有 “类仪式”特征的阈限性情境，
是一个合适的场所，这使得广场舞群体得以生成。在群体生成之后，基于不
同的群体边界形成与社会比较机制，不同类型的广场舞团体得以完成其凝聚
过程。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群内符号边界的形成对于类仪式群体的凝聚
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广场舞 类仪式 符号边界 群体凝聚
·２４１·
作者非常感谢导师周怡教授在田野调查和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也非常感谢刘欣教授、
田丰副教授、刘红教授、洛秦教授的帮助和谢思岚、杜世超在日常讨论中的启发。本文初稿曾在
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海）“文化社会学分论坛”上宣读，感谢评审人肖文明副教授的
宝贵建议。同时，也对参与资料收集的李心仪、马颖怡、王单科、严之帆、周可人、朱明皓、张华昕
表示诚挚的感谢。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代际均衡与多元共治———老龄社会的社
会支持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７１４９０７３３）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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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团队的凝聚：一项 “类仪式”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广场舞是一种目前在我国非常流行的都市文化现象。在晨练或是晚餐后
的下班时间，城市的开阔地上，经常有成群结队的人伴着配乐跳着动作整齐
的舞蹈，并且周围往往有一些群众在围观。目前广场舞在国内越来越流行，
已成为一种普及度较高的群众活动。
然而，在整齐划一的表面特征之下，广场舞隐含着耐人寻味的复杂特
性。从团体的特征来看，广场舞团体往往有稳定的成员、活动形式和活动时
间，并且成员对于团体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刘婷， ２０１４； 黄勇军、米莉，
２０１５； 高洪墨， ２０１５； 张兆曙， ２０１６； 于佳煖， ２０１７） 。 但也正是这样一种
兼具稳定性和向心力的团体，其成员在音乐品味与社会经济地位上却具有可
观的分散性，是异质性很强的群体 （于佳煖， ２０１７）。 并且，就群体本身的
特征来看，虽然广场舞团体的规模有大有小，但往往都能形成很强的凝聚
力。
那么，具有不同的品味和经济地位的个体，是怎样成为具有凝聚力，并
共享 “广场舞”这一具有鲜明特征的活动的团体呢？基于这一问题，本文拟
运用仪式与群体边界的相关文化理论，分析广场舞群体的生成及其凝聚过程，
进而对仪式理论中与群体生成相关的部分进行拓展。具体而言，源自对仪式
理论的思考，本文关注的主要经验问题是：不同类型的广场舞团体通过怎样
的途径实现了成员的凝聚，从而成为较为稳定的团体？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
则是：作为 “仪式”得以形成的基础的有效的 “仪式群体”， 其产生过程具备
怎样的机制？
本文发现，广场舞的参与者们对自身与群体内部其他成员之间的差异的
感知，对群体凝聚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尤其在部分结构较为复杂的大型群
体中，通过构建群内符号边界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 个体对群 体 的 长 期 参
与和认同得以形成，群体的凝聚力也得以产生。以往对于类仪式群体凝聚的
机制所进行的研究多着重于论述群体成员根据群内身份与群外的人之间所形
成的 “群际边界”， 即“我群”与“他群”的区分 （特纳， ［１９６９］ ２００６：
１１３； Ａｕｓｔｉｎ， ２００９； Ｃｈａｎｅｙ ａｎｄ Ｇｏｕｌ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 本文通过对广场舞这一
“类仪式”群体的分析，试图指出：在群际边界以外，具有类仪式行为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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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部经由群体成员的角色分化所形成的 “群内边界” ， 对于凝聚力的形成
及群体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一 社会科学中的仪式研究
（一） “仪式”的定义
“仪式” （ｒｉｔｕａｌ） 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同研究者对它有 不同的界定。
维克多·特纳 （ Ｖｉｃｔｏｒ Ｔｕｒｎｅｒ） （ ［１９６７］ ２００６： ２１） 认为，仪式是人们 “不
运用技术性的程序，而在向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求助的场合中所进行的规定
性正式行为”， 并往往具有神圣感；大卫·科泽 （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ｒｔｚｅｒ） （ ［１９８８］
２０１５： １１ ～ １２） 则将仪式定义为一种 “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
为……它依循高度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程序，有其特定的展演场所和时间，并
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兰德尔·柯林斯 （Ｒａｎｄａｌ Ｃｏｌｌｉｎｓ） （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９：
７９） 基于微观互动的 视角，认为仪式是一种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生，伴随着
成员的高度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通过身体协调和神经系统的相互唤起而形
成认知符号联结的互动行为。总体来说， “仪式”定义较为公认，达成共识
的三大要素是： （１） 有特定的情境 （包括物理性的情境和群体情境）； （２）
具有重复的行为或符号； （３） 引起参与者的交流和内心活动。
从仪式定义的指涉范围来看，研究者们也给出过两种不同的界定方式。
第一种界定认为， “仪式”这一概念仅能指代那些具有宗教神圣性，或业已
文本化、典礼化的正式行为。与之相对的是，其他一些具有仪式特征，但不
具备文本化和典礼化的仪式性行为，应被称作 “类仪式”行 为 （特 纳，
［１９６９］ ２００６； 科 泽， ［１９８８］ ２０１５； 亚历山大，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Ｓｎｏｅｋ，
２００６） 。 扬·斯诺克 （Ｊａｎ Ｓｎｏｅｋ） 认为，如果把仪式这一定义拓展到日常生
活中的一切方面，这一概念就会失去有效性 （Ｓｎｏｅｋ， ２００６， 转引自王霄冰，
２００８： ７）。 第二种界定则用 “仪式”概念作为一个分析范式，探讨日常生
活中的所 有 行为，再在各类仪式中区分出用于表达相当于第一种界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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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团队的凝聚：一项 “类仪式”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仪式”与“类仪式”的差异的子分类。例如，柯林斯将 “仪 式”区分为
“正式仪式”和“自然仪式” （柯林斯，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９： ８９） ， 扬·普拉特弗
特（Ｊａｎ Ｐｌａｔｖｏｅｔ） 则使用 “狭义的仪 式”和“广义的仪式”来做出这种区
分（Ｐｌａｔｖｏｅｔ， ２００６， 转引自王霄冰， ２００８： ５２）。 本文认为，第一种界定方
式中的概念划分更为清晰，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将予以采纳。
（二）不同视角的仪式研究：关注点与分析方式的分化
涂尔干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 ［１９１２］ １９９９）
中指出，一方面，仪式行为具有令个体对于共同体形成感知的作用；而另一
方面，仪式也象征着超出个体而存在的集体符号和共同道德，即集体表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然而，虽然绝大多数仪式研究者都视涂尔干所提
出的初民社会仪式分析框架和 “神圣 －世俗”二分的分析视角为其理论的
最初源流，但是他们对于仪式研究的关注点和理论立场却大相径庭。人类学
的仪式研究精于对仪式中所包含的各类行为模式与象征做出阐释和分析
（特纳， ［１９６９］ ２００６； 格尔茨，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４）， 其最终的论证和理论框架
落在仪式及其参与 者 与 地 方 社 会 的 结构整合的关 系 上 （柯林斯，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９） 。 例如，特纳基于仪式的 “结构—反结构—结构”三阶段过程，阐明
了参与者在两种不同状态之间进行转变，从而实现被地方社会重新整合的过
程。在第一 阶 段，人们还维持着原有的社会位置和关系，但到了被称作
“阈限阶段”①的第二阶段后，仪式参与者原有的差异会被消除，从而形成
一个新的共同体。在阈限阶段中，仪式对于仪式参与者产生整合作用。阈限
阶段过后，在仪式临近尾声时，大家会回到自己原有的社会位置上 （特纳
［１９６９］ ２００６）。②
·５４１·
①
②
根据范·盖内普 （Ａｒｎｏｌｄ Ｖａｎ Ｇｅｎｎｅｐ） 和维克多·特纳对于仪式过程中 “阈限阶段”的定
义，阈限阶段是一个过渡阶段，是一种 “模糊不定的时空”， 能抹平人们在世俗世界的所
有差异。这样的过程在代表着个体在 不同生 命阶 段间转 换的通过仪 式 中尤为 重 要 （特纳，
［１９６９］ ２００６） 。
对于社会中其他具有阈限性特征的整合现象，特纳使用 “类阈限形式”这一概念来对其进
行指代，从而赋予了将仪式理论转化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理论的可能性 （陈霞， 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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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研究则立足于仪式本身，探讨行动者将仪式作为一个特定情境
的互动过程，并尝试抽象出这些情境和互动的特征，从而发展出具有普遍性
的社会理论。宏观社会学研究关注仪式行为在政治权力和公共舆论建构过程
中的表现方式，往往分析一个政治或社会过程借助仪式环境 “从无到有”
的过程 （如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３； 亚历山大，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１ 等）。 微观
社会学则关注在特定情境下，个体在仪式情境中的重复性、具有情感连带性
的互动过程，并将这种行为作为仪式行为的原型，用于对各类社会现象的分
析。微观社会学分析只关注研究中的具体情境、行动者和互动本身，而不关
注这一情境与更大的地方 社会的关系。仪式作为一个互动发生的情境而存
在，在这一 情 境中，行动者传递共享的符号和情感 （柯林斯， ［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９） 。 社会心理学则更关注仪式化行为 “对于个人认识自我、建立对生活
的稳定 感 的 意 义” （ 关 键、诺特那若斯， ２００２； 吴艳红、诺特那若斯，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在此基础上，也会探讨一些影响个体生活经验与感受的个体
间的互动。总体来看，对于关注 “仪式”的社会科学学科取向，其分析重
点、理论关注和发展源流可用表 １来概括。
表１ 不同研究取向中的 “仪式”的差异
人类学取向 社会学取向 社会心理学取向
分析对象 仪式过 程、符号和象征的
解释 情境中的互动机制 特定行为的有无对于
个人生活的影响
主要的
理论关注
仪式行为与地方社会整
合，及生命历程变迁历程
中个体与社会的再整合
“仪式 ”作为一种理论视
角，在各类社会过程分析
中的普适性
仪式 “对 于 个 人 认 识
自我、建立对生活的稳
定感的意义”
发展源流
（与经典涂尔干理论
对话的主要方面）
仪式及仪式中的象征元素
对于地方社会结构的反映
“神圣 ” （ 仪式的）与“世
俗”（非仪式的）行为的分
异及前 者 对 于 事 件、交 往
或互动过程的影响
仪式中的兴奋状态对
于个人心灵的影响
注：当然，不同学科领域的仪式研究有重叠之处。本文此处仅试图梳理不同领域中仪式研究的
主要内容，而不是进行一种绝对性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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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团队的凝聚：一项 “类仪式”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二 仪式群体形成机制：符号边界与认同的再生产
可以看到，虽然关注点和理论立场大有不同，但这些研究都肯定了仪式
行为对于社会、个人生活或群体互动的重要性。然而，既然仪式行为与人们
对群体建立认同、构造边界的过程存在关联，并且仪式也是集体的符号，那
么，作为产生仪式行为的基础，具有强烈认同感和凝聚力的群体，即“有
效的群体” （柯林斯， ［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９： ８９ ～ ９３ ）， 就是必不可少的 （格尔茨，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４； 柯林斯，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９； 关键、诺特那若斯， ２００２； 吴艳红、
诺特那若斯， ２００７） 。 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就是： “ 有效的群体”怎样形
成？对于这一实体的产生，是否能进行生成过程的分析呢？对于这一问题，
人类学的解释往往牵涉地方社会发展的悠久历史，因为这些研究将仪式群体
当作一个既定事实，假定它是某种社会结构或生命历程的象征 （特 纳 ，
［１９６９］ ２００６； 格尔茨，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４）。 在这一视角下，由于地方社会的团
结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仪式的形成也就自然得到解释。在微观社会学领域，
兰德尔·柯林斯在 《互动仪式链》一书中给出的解释是，仪式群体的产生
源自情境中人与人之间自然产生的情感连带，而这些情感连带产生于人的一
些自然过程 （例如姿势、交谈中的重音、荷尔蒙水平等） （柯林斯，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９： １０６ ～ １２５） 。 如果集体情感是一个真实的且超越个体的存在，那么这
一类将集体的形成归因为个体层面基于自然过程的互动的观点，就存在过于
还原主义①的问题。而从个体的角度来看，由于这些自然过程是下意识、不
经选择的，在更大范围的社会过程中会包含更多行动者于情境动员下所做的
有意识的能动选择过程及复杂的体验转化过程 （例如选择性进 入或退出某
个群体、参与某个群体过程中的目的变化等） 。 因此本文认为，如果以这种
解释为起点，直接应用到更大范围的社会过程，不能完全解释集体层面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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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还原主义：又称简化论，指一种认为复杂的事物或 现象 能够 通过 化约为 简单事 物的 组合的
方式来进行理解和描述的思想。在本文中指认为复杂的仪式现象的 生成能 够通 过化约 为个
体的互动来进行研究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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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或团结现象的具体原因。
若将有效的群体与群体中的个体同时视为客观事实，那么，仪式群体就
应基于两者互动而生成。仪式群体的凝聚过程，实质上就是个体意识与集体
表征相互勾连，共同促进生成的过程。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借鉴更一般化
的群体边界形成理论，来对仪式 （或类仪式）情境中有效群体的生成机制
进行分析。这是因为，对于群体边界的认识既是个体对于自身位置的判断，
也预设了群体本身的存在 （陈涛， ２０１２） 。 在群体边界形成的过程中，群体
成员会认识到自身与 “外群”和“他群”的差异，由此在认识上以自己所
在的群 体 为 基 础，在内心形成与其他人划分的边界。沿袭自拉蒙特
（Ｍｉｃｈèｌｅ Ｌａｍｏｎｔ） 关于符号边界的讨论 （ Ｌａｍｏ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 １９９２）， 方文
（２００５） 基于对北京基督教群体的研究提出：社会群体之间都存在符号边
界，这种符号边界是以社会范畴化作为认知基础的。在此基础上， “我群”
与“他群”的区分，通过社会比较得以强化，并产生内群分化和外群同质
性。在这一区分形成后， “ 我群”在社会行动中，通过群体记忆，不断表
征、再生产自身的群体风格和表征体系，从而对符号边界进行再生产 （方
文， ２００５） 。
以往采用仪式视角的群体研究往往更加关注群体内成员与群体外部间
的边界，在这类研究中，仪式群体成员在阈限空间中的异质性对于群体凝
聚 的 作 用 较 少 被 关 注 （ Ａｕｓｔｉｎ， ２００９； Ｈａｎｎｅｒｚ， ２０１５ ； Ｃｈａｎｅｙ ａｎｄ
Ｇｏｕｌ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 本文认为，内群的分化对于仪 式群体及其行 为 也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一些已有研究虽然对内群分化现象有所涉及，但未能具体分
析其对于仪式社群的具体作用机制。例如，杜靖 （２００７） 在对鲁南秧歌的
研究中发现，观众和秧歌演员之间 有 着清晰的界限，二者在仪式过程中有
明确的角色区分———观众既不会参与演出，也不会在仪式过程中与演员产
生互动。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群内所产生的 “内群分化”现象的
作用也进行关注，试图对个体、社群和仪式符号的互动生成机制做出进一
步的拓展分析。
通过比较、总结和整合各类理论，本文将沿以下逻辑建立分析框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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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已获得的田野资料，广场舞并不是一种宗教仪式，也尚未成文化、典礼
化，但由于它具备诸多的仪式特征 （例如，在特定情境中周期性地活动，
并引发参与者共同的内心体验）， 在概念界定中，本文在采纳 “仪式”与
“类仪式”的概念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将广场舞定义为一种 “类仪式”行
为。在研究取向上，由于广场舞是一种特定的、参与对象并不涵盖社会中所
有群体的活动，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微观社会学的研究取向，探索在 “广场
舞”这一特定情境中，广场舞参与者进行互动，进而生成有凝聚力的群体
的过程。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如图 １所示。
图１ 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
本文的分析策略如下。首先，作为分析的起点，本文将探讨广场舞参与
者加入广场舞活动的动机和广场 舞 活动本身所具备 的 “类仪式”特性，进
而关注这些参与者在广场舞这一 “类仪式”情境中对于群体的感知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团体在互动中进行群体比较和认同的差异，阐明
广场舞群体的凝聚过程。微观社会学中仪式研究的视角为这一框架奠定了基
础，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也为解释其中部分环节的发生机制提供
了一些思路。第一，在参与者加入广场舞活动的动机和群体形成原因的分析
中，由于广场舞参与者确实处于从工作到退休的过渡阶段，因此本文认为特
纳关于 “阈限性”的理论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并且 “阈限性”也确实是广
场舞作为一个互动情境的 重要特征。故将其作为理论框架中情境分析的要
点。第二，虽然群体的凝聚力是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但这一互动过程必然
与个体的参与感受有关，因此与仪式互动中的社会心理过程有关的理论对于
本文也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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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上海 市广场 舞 群 体。资料收集过程始于 ２０１４ 年７
月，在此后的两年时间内，笔者与本次研究的其他成员走访了上海市的
１１ 个广场舞群体 （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分别采用字母 Ａ － Ｋ 作为代号，
其中 Ａ － Ｆ 团体为核心观察对象） ， 逾１００ 名广场舞参与者接受了笔者及
研究团队的直接访问。资料收集的过程主要运用了个案访谈法、焦点小
组访谈法、问卷调查法 （用于了解人口学指标及具体的品位差异）和观
察法。
三 类仪式特征的出现
（一）群体的生成：退休后社会角色的过渡
如上文所述， “阈限空间”指一种 “模糊不定的时空”， 能抹平人们在
世俗世界的所有差异。这样的过程在表征个体于不同生命阶段间转换的通过
仪式中尤为重要 （特纳， ［１９６９］ ２００６）。 而广场舞恰巧为她们提供了 “类
阈限空间”的作用，让她们得到了在不同人生阶段间转换所需的过渡空间。
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许多广场舞参与者正处于人生中比较重大的转
折点———作为社会角色过渡的 “退休”事件。虽然很多人已经退休数年甚
至十几年、几十年，但仍然没有成功探索出与工作相对的另一套健康、成熟
的生活模式，始终在令自己不甚满意的状态中徘徊。待在家里看电视和玩电
脑是这些参与者在接触广场舞之前最常采用的消遣方式。 Ｄ００３ 受访者抱怨
称，在参加广场舞之前， “待在家里实在是闷”， “ 电视一天到晚地看，看得
眼睛又坏了” （访谈 － Ｄ００３， ２０１４ ０７）。
这样的过渡效应在那些领舞和组 织 者的身上显得尤 为 突出，她们的主
动发起是单个广场舞群体诞生的最直接要素。在经历自身的转折之余，她
们能更多地感应到其他女性与自己面临的 相 似问题。 Ｄ００４ 是一个 ３０ 人左
右的小型广场舞群体的领舞，她感到老年人多，平时没事做，就“弄点事
做” （访谈 － Ｄ００４， ２０１４ ０７）； Ａ００８ 是一个退休干部，目前志愿到街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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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她视组织广场舞活动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她认为，通过广场舞，这
些参与者可以得到一个互相认识的平台 （访谈 － Ａ００８， ２０１４ ０７）。 不仅如
此，与特纳的 “类阈限阶段”中的模糊性更相吻合的是，这些受人尊敬的
领舞和组织者并不必然是在日常生 活 中占据较高社会 经 济地位的人，而是
体现出了很强的非相关性。表２列举了本次研究中所访谈到的最有核心声
望成员的职业。①
表２ 各广场舞群体最核心声望者的职业
编号 职业 编号 职业
Ａ００８ 街道志愿领导∗Ｅ０２０ 统计师
Ａ００４ 失业 Ｅ０１９ 公务员
Ｂ００２ 厨师 Ｆ０１１ 药厂化验员
Ｃ００４ 幼儿园老师 Ｇ００２ 打工（仍在职）
Ｄ００４ 轮渡公司摆渡 Ｈ００５ 干部
Ｅ０１１ 工人 Ｋ（未到场）专业舞蹈老师∗∗
∗Ａ００８ 是退休后被返聘到街道的，虽然在文体方面有领导权，但她自称为街道的志愿者。
∗∗Ｋ 广场舞群体的情况比较特殊，属于舞蹈水平较高的半专业性团体。后文会对其进行详述。
这些人既有富有声望的街道领导、干部，也有制药检验员、公务员或厨
师等普通职业者，甚至还有打工者和失业者，这种现象对上文所述的 “类
阈限阶段”的特征进行了印证。
广场舞活动为参与者在一天中的某个固定时间 （通常是清晨或傍晚）
提供了接触外界的途径，使她们至少在从 “出门参加广场舞”到“完成互
动，回到家中”这段时间内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与参与广场舞活
动相伴随的是生活状态的悄然变化。变化的第一个原因是参与者退休后社交
圈子的出现。广场舞参与者在广场上是共同舞蹈的 “舞伴”， 在广场舞之余
·１５１·
①Ｉ和Ｊ广场舞群体在研究过程中均未遇到最核心组织者，因此未能详细了解她们的职业。此
外，由于 Ａ和Ｅ规模较大，所以存在不止一个核心声望成员。判断是否为核心声望人员的
标准是： （１） 被整个群体的绝大部分人认识； （２） 受人尊敬，在广场舞中有使其他人 “令
行禁止”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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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中，则成为可以一起逛超市、旅游、吃饭的朋友，建立了与以往工作
中迥异的交往模式，也生成了另一套行为习惯与规范。 “现在不像以前了，
现代社会工作很紧张的，但退休了以后回到个人的社区 （在此处指广场舞）
里面，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了。” （访 谈 － Ｂ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０３） 甚至有参与者认
为，以前在工作中与同事的关系是 “斗争中的交往”， 而现在在广场舞群体
中再也没有相互利用，是放松的交往 （访谈 － Ａ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０１） 。 第二个原
因则是广场舞活动本身的调节作用。部分参与者虽然每日在广场舞之余，还
是以看电脑、电视为主要消遣方式，但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 Ｃ００２ 称： “其
实我们是闭在家里的，一般是不出去的，就是早上一小时，晚上一小时
（广场舞）， 对吧，完了就是在家里看看电脑啊，看看电视啊。但是到晚上
大家愿意出来碰个头打打招呼，跳跳舞挺开心的。” （ 访 谈 － Ｃ００２，
２０１４ ０７） 由此，在社会结构中，经由广场舞这一过渡阶段，参与者能够成
功地从一种结构 （工作）转移到另一种结构 （退休后的稳定家庭生活）中。
但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经常谈论舞蹈，所以广场舞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是一
个独立场景，对参与者所归属的社会结构起到重要的再整合作用。根据笔者
在２０１６ 年所进行的问卷调查 （Ｎ＝９８）， 广场舞参与者的出生年在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９
年的占比最高，占当次问卷调查样本总体的 ６０ ７１％ （于佳煖， ２０１７）。 基于
相似的生命阶段，不同背景和经济条件的广场舞参与者们聚集到了一起。
（二）空间、音声、舞蹈要素的动员作用
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受访者
在一开始被问及参与广场舞活动的动机及好处时，总会给出 “锻炼身体”
“身心健康”之类的答案。这一现象被一些研究者称作 “健康话语机制”
（徐海东， ２０１５） 。 但如果对其进行追问，他们往往会更强烈地认同广场舞
对于社交和日常生活的助益，并且一天不跳就 难 受，甚至 “不知怎么的，
有一种上瘾的感觉” （访谈 － Ｃ００４， ２０１４ ０７） 。 这样的现象恰好揭示了广场
舞潜在的仪式性特征：对于广场舞参与者来说，她们在广场舞活动过程中
“走进来”和“留下来”的原因是不同的。在刚开始加入的时候，这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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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动机确实是锻炼身体，但真正让她们留下来的，则是在广场舞这一类阈
限空间中所获得的仪式感。由上文所述，仪式的三个要素是参与者的交流及
内心活动、特定的情境及重复的行为或符号。在群体的生成初期，参与者的
交流就已经生成，而广场舞群体之所以会逐步定型为类仪式群体，则是因为
后两个要素的进一步动员作用。
第一个要素是作为情境要素而存在的物理性空间。特纳认为，仪式之所
以能给人以神圣感，就是源于它的 “阈限作用”， 而阈限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就是与普通生活区域的隔离 （金泽， ２００９）。 对于广场舞参与者而言，虽
然跳舞的地点和居住的地点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相近 （通常步行不会超过 １０ 分
钟）， 但“在家”与“在广场”的空间特征迥异。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处
于一个封闭、安静的空间 （多数参与者是待在家中）； 而广场舞的空间是临
街、开放的，并且很多都处于灯火通明的商业广场上。 Ｆ 广场舞团体位于上海
市中心城区，其开展活动的空间是某地标性商业街。该商业街位于上海市中
心，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必经之地。街上每晚灯火通明，人群川流不息。
而紧邻这条街的住宅区，也就是广场舞参与者们所居住的地方，则是破 旧、
宁静的 “老公房①”。 参与者们说，在这条街上跳舞，可以体验到 “与国际
大都市接轨”的感觉。每当有外国游客给她们拍照，她们会感到 “外国人
很欣赏我们”， 内心非常自豪 （访谈 － Ｆ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０４） 。 这样的体验，与她
们平淡的 日 常生活完 全 构成了 一 组 具有 强 烈冲 击 力的 二 元对 立，充斥着
“宁静 －喧嚣” “ 灰暗 －明亮” “ 个体 －集体”的两极对比。
第二个要素是作为重复行为和共享符号而存在的，群体内部统一的音乐
与舞蹈动作。这既是类仪式行为的要素，也与群体中边界与角色的建立有
关。虽然多数人参与广场舞活动的动机是锻炼身体，但“广场舞”之所以
被命名为 “舞”， 这说明舞蹈元素是它本身属性的一部分 （张兆曙， ２０１６） ，
因此，与之相匹配的音乐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曹本冶 （２０１０） 提出，
·３５１·
①老公房：指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投资兴建的住宅。通常比较老
旧，面积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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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音声的音乐性类似一个连续变量，以“近音乐”和“远音乐”为两
极。①借鉴这类理论视角，作为一种类仪式行动的要素，广场舞所采用的音
乐从表面形式上来看，是“近音乐”的，但从参与者对其认知上来看，则
具有潜在的 “远音乐”性。这是因为，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除了直
接参与编舞的广场舞成员以外，许多其他的参与者对使用音乐的种类和质量
几乎没有要求或预期，往往认为 “有就好了”， 或者只是有一点模糊的要
求，比如 “节奏感强就可以”。
（问：那这边的歌曲就是什么民歌、流行都有的咯？） 哎，都有的。
（问：那你在广场舞里最喜欢哪一种歌呢？） 我一般也不是说特别喜欢
哪种，我基本上都是还可以的。 （ 那这边歌还蛮丰富的哈。） 对。 （ 访谈
－ Ｃ００３，２０１４ ０７）
值得一提的是，广场舞参与者在生活中有完全不同的音乐品味，甚至不
乏交响乐、芭蕾舞等高雅艺术品类的爱好者 （于佳煖等， ２０１７） 。 如Ｃ００３，
她在平常会去文化馆，伴着舒缓的音乐 “跳形体 （一种较为专业的舞蹈训
练，会压筋、拉肩等）” （ 访谈 － Ｃ００３， ２０１４ ０７）； 在不同群体内，笔者甚
至发现有广场舞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到音乐厅去观摩交响乐、越剧的演
出（Ｈ０１１、 Ｉ００１ 等，来自访谈 Ｈ０１１， ２０１６ ０４； Ｉ００１， ２０１６ ０４） ， 对音乐
鉴赏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但在广场舞中，就对于音乐和舞蹈种类没有任何要
求。从参与者对广场舞音乐的这类理解和认知来看，广场舞中的音乐对于大
部分参与者来说，在本质属性上主要不是用来进行艺术欣赏的音乐，而更像
是一种具有象征意 义的 “仪式音声”， 与仪式性活动中常见的哭喊、念词、
敲打等非音乐性音声行为有很高的类似性。
·４５１·
①仪式中 “近音乐”的音声指乐器、法器等发出的，旋律性、节奏性较强的仪式音声 （不 等
同于直属于音乐范畴的仪式音乐）， “远音乐”的音声则指念咒、呼喊等听起来更不像音乐
的音声。 “近音乐”的仪式音声与 “远音乐”的仪式音声构成一个连续统的两极 （参见曹
本冶， ２０１０： ４６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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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团队的凝聚：一项 “类仪式”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伴随 着 音 声 的 进 行，舞蹈也是仪式行为展现的重要因素 （曹本冶，
２０１０） 。 与广场舞音乐所具有的 “远音乐”性相类似，广场舞中的舞蹈动作
在其舞蹈属性以外，也应被视为有缘身性①（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的类仪式行动。
萧梅 （２０１０） 认为，仪式中的身体践行既是思想的外化，也是思想的原动
力，在这个过程中，思想 （信仰，在本文中应是对广场舞的热爱）与行为
（跳舞本身）构成一组互动。许多广场舞参与者对跳舞的过程描述都是一种
“混合的体验”， 既包含身体的舒畅，也包含心灵的愉悦。
我喜欢的就是稍微慢一点的，那样跳起来很抒情的。跳起来感觉也
很舒畅的，感情感觉有点释放的那种。像我们这次教的那个舞啊， 《 烟
花三月》啊什么的都很好的。各有味道，之前的也很好的。 （ 访 谈 －
Ａ００３，２０１４ ０７）
经由组织者发起，基于空间、音声、舞蹈要素的动员和吸引作用，广场
舞群体会不断有人加入。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的传播是广场舞音乐与舞蹈
得以实现的重要推手。 “在广场上舞蹈”这一形式本身有类似于仪式的文本
化和典礼化程序的作用，是众多可供援引的活动形式的一种，而互联网使这
种形式得以储存和传播。赵诗凝 （２０１６） 认为，广场舞参与者是被互联网
时代抛弃的 “脱网人群”， 但本文的研究发现与这一论断有不同之处。本次
研究发现，互联网的资源是很多广场舞得以开展和维持的重要保障。绝大部
分广场舞的领舞表示，她们从各自广场舞的发起阶段开始，就是靠着网上的
资源来学舞。从学舞到教舞的一般顺序是：她们自己先对着视频将舞蹈学
会，再对其进行改编。这些领舞一般不会进行整体性的改动，只去掉个别难
度较大的动作。在自己学会并改编完成之后，再走到广场上，将改编后的舞
蹈教给其他参与者。许多人在广场上学不会，就回家用手机、电脑或者 ｉＰａｄ
观看领舞指定的视频网站，进行自学。经过这一学习过程，广场舞群体在很
·５５１·
①本译名参照：萧梅， ２０１０： ３１９ ～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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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时间内 （通常为两到三天）就能够整齐划一地跳新的舞蹈，这无疑对
广场舞参与者的仪式感生成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四 “群体有效性”的形成：类仪式共同体的
边界生成机制分析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由于各类情境与符号要素的共同作用，广场
舞作为一种类仪式行为，为恰逢生命重大转折点的广场舞参与者们提供了一
个合适的类阈限空间，使他们得以真正地从工作阶段过渡到退休后的家庭生
活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已经初步形成的广场舞群体进一步凝聚，形成团结
的、稳定的团体。然而，通过对广场舞群体的观察，不难发现，虽然广场舞
活动都开展于相似的类阈 限空间，并且所运用的音乐与舞蹈的来源也都相
似，但这些群体的形成过程与最终形态往往不尽相同。一些群体自出现以来
就每天稳定地开展活动，并且其规模总是稳中有升；而另一些群体则始终保
持较小的规模，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甚至分裂。
虽然与以往对于类仪式群体的研究呈现出相似特征———无论形成何种特
征的群体，广场舞参与者们对于群体均有强烈认同和明确的群际边界感知，
即对于 “我群”和“他群”有鲜明的区分。但本文认为，生成了群际边界
的“群际比较”， 即参与者对于自己的广场舞群体与其他的广场舞群体之间
的比较，在凝聚力生成的过程中未必能起到决定性作用。首先，由于参与者
在初见群体时无法立刻得知群体成员的责任或声望差异，所以能够贯穿参与
者对于群体的整个感知过程的群际比较依据只有群体之间音乐与舞蹈的风格
或水平差异。而如上文所述，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音乐与舞蹈风格对她
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因此，她们对群体的感知必有更重要的来源。其
次，由于所有的群体最终都会对 “我群”生成认同，并产生群际符号边界，
因此这一特征仍无法解释 “有效性”的产生要素。
本文认为，群体的凝聚和发展的情况与群体内部边界 （即“群内边
界”） 的形成情况有更密切的联系。群内边界的形成源自 “群内比较”，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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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们在广场舞团体内部所产生的互相比较过程。群内比较的主要依据可能
是在群体内根据贡献所建立的声望，也可能是群体内部舞蹈水平的差异。为
了阐述参与者的群内和群际比较过程及由此产生的群体边界对于群体的凝聚
产生的作用，以这两种主观比较作用的强弱为两个维度，本文区分了四种类
型的广场舞群体，以探索广场舞群体自发起始，不同类型的主观社会比较模
式所导致的不同的群体凝聚和发展机制，进而对两种比较机制在群体凝聚过
程中的重要性进行分析 （见表 ３）。
表３ 四种比较模式的广场舞群体划分
弱群际比较 强群际比较
强群内比较 责任分级的群体 水平分级的群体
弱群内比较 友谊的小群体 专业的小群体
（一）责任分级的群体 （强群内比较 ＋弱群际比较）
当一个广场舞群体不强调自己与其他团体的风格区别，但又形成了比较
明确的群内等级边界区分时，就会生成具有明显层级的 “责任 分 级的 群
体”。 这类群体围绕着某一个非常有声望和权威的组织者而展开，该组织者
负责群体内所有事务，并且为了辅助团体的运作，会发展出与他关系紧密的
核心群体。这类团体没有特定的音乐与舞蹈风格，对自身风格的定位就是普
通的 “广场舞”。 但它会发展出高度的稳定性，并始终保持比较大的规模。
Ａ广场舞群体的组织者 Ａ００８ 即是一个这样的人物。依靠着在社区里挂
职所能动员的资源，她为 Ａ广场舞争取到了场地和音响，成为深受群体内
成员爱戴的领袖人物，管理大大小小的事情，其他人都听她的。 Ａ 广场舞群
体的规模始终非常稳定， Ａ００８ 会记录每位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在她所保存
的资料中， Ａ 广场舞群体①登记在册的参与者规模从 ２０１４ 年起就始终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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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Ａ广场舞群体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团体，对于它的详细描述请参考于佳煖等， ２０１７： １３７ ～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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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人以上。参与者 Ａ００３ 说： “她是老娘舅呀，啥都管的。别的人会来叫她
的， ‘Ａ００８ 老师啊那两个人吵起来了啊’， 那么她就来协调了。她现在不来
我们都想她啦，我们跳舞跳到一半看到她不来，都要想她的咯。” （访 谈 －
Ａ００３， ２０１５ ０５） 为了维持每日 的活动， Ａ００８ 请了一个舞蹈老师来教舞，
还在每日活动比较积极的人中指定了 ８位负责轮流保管音响的志愿者，并且
发展出了一个 １０ 人左右的舞蹈核心小团体 （与之前的 ８位志愿者有人员上
的重叠）， 其目标是代表整个团体去参加各级广场舞比赛和展示活动。这些
核心小团体的成员在各种与广场舞有关的活动中也确实非常积极、有责任
感，会主动承担各种事务。
这个音乐呢有时候轻有时候响，所以要在旁边，去拧音量 （时刻
注意调整音量）。 因为这边 （离音响近的人听到的声音）就响，有的
（时候）那边 （离音响远的人听到的声音太小）嘛，就不行。 （ 访谈 －
Ａ０００，２０１６ ０１）
其他的广场舞参与者也非常认可她们的工作。
那几个志愿者可好了，不论你是谁，不论年纪多大，哪怕你跳都
跳不来，还是苦口婆心，这个这个不厌其烦地教你，教到九点十点
呢，有一个，有几个呢。因为 Ａ００８ 老师一说，人家就听了，她就有
号召力，有吸引力，而且 她有 能量，人家就听她的。 （ 访谈 － Ａ００６，
２０１４ ０７）
然而，在谈及所跳的舞蹈时，她们完全不在意编舞的具体内容，也并不
会感知到自己的群体有任何特别的艺术风格，认为所学的舞蹈与其他地方没
有差异。
反正广场舞大同小异的，都是这样跳的，对吧？外地也很多的，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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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啊这个还有叫什么这个海南岛那边，这广场舞也很多的……我们这里
是因为没有门槛，这里呢任何人只要想来都可以来的。 （ 访谈 － Ａ０１２，
２０１５ ０５）
由此可见，这类群体非常关注自己在群体内与其他成员的位置差异，但
并不关注 “我群”的舞蹈风格和水平特征。然而，当核心圈子开始围绕着
领袖人物发展出来，以“是否和领袖人物保持紧密关系”为评判标准，这
个群体的群内比较体系却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领袖群体和核心圈子的职责
就是为其他人着想，安排广场舞的各种事务，并且组织和带头参加特殊活动
（例如在广场舞群体中发起农家乐、旅游、 Ｋ 歌等活动 ） ， 而其他普通参与
者只跟着参与这些核心群体所安排的各种活动。
（二）水平分级的群体 （强群内比较 ＋强群际比较）
当一个广场舞群体通过各种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团体风格象征，同时也
形成了比较明确的群内边界区分时，就会形成 “水平分级的群体”。 这类群
体也能形成较大的规模，并且通过严格、精确的分时段的舞蹈来开展活动，
也是仪式色彩最强烈的一类广场舞群体。
Ｅ是一个平时活动规模介于 ２００ 人到 ３００ 人的广场舞团体，在本次研
究所涉及的广场舞群体中具有最复杂的 层 级 结 构，内部等级也最为严格。
每日的活动顺序大致为： ６ 点４５ 分到 ８点是所有广场舞参与者的活动时
间， ８ 点到 ８点半，是规模为 ３０ ～ ４０ 人 的、难度更高的集体舞蹈 （双 人
舞）， ８ 点半以后，真正的核心圈子 （１０ 人左右）开始跳一些动作更为复
杂的舞蹈。在跳舞的过程中，核心圈子团体穿风格相似的服装，穿插在宏
大的队伍中进行领舞。 Ｅ 广场舞群体的舞蹈都是核心圈子的成员教的，她
们会有意降低 ６点４５ 分至 ８点那一段活动时间的舞蹈难度，但是自己会跳
一些更难的舞蹈。例 如，她们在 ８点半以后，在广场上可能跳一种名为
“水兵舞”的三人舞蹈，甚至自己在业余生活中可能会跳芭蕾，但在 ６点
４５ 分到 ８点，她们教给其他人的就是伴随着网络上 《小苹果》一类歌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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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的简单的舞蹈。
如果它是很快的音乐，不适合我们跳的，那我们就改动作。有几个
他们都是网上转 （圈）得很厉害的，也不适合我们跳，我们就改掉。
基本上我们正面跳得比较多一点，因为你这转动，毕竟年纪大了嘛，有
时候考虑身体为主的……我们自己跳的一个舞叫 《红色娘子军》， 就当
中穿插着一个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但 是它 的 ＢＡＳＳ 全部两样的。很好
看，网上也有，但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觉得有点难，所以不教她 们，
我们自己跳着玩的。很多很多。 （访谈 － Ｅ０１９，２０１４ ０７）
Ｅ广场舞群体的人数一直非常稳定，在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两次记录
中，这个团队的人数一直保持在 ２００ 人以上。与Ｅ广场舞群体非常相似的是
Ｇ广场舞群体，这两者唯一明显的区别可能是活动开展的时间顺序。 Ｇ 广场
舞群体是一个 １５０ 人左右的团体，从７点钟开始，一个 １２ 人的核心圈子先
跳半个小时非常快速的探戈风格双 人 舞，从７点半到 ９点则是教简单的舞
蹈。核心圈子在跳舞时，其他参与者都会在旁边围观，等到探戈跳完再加入
跳舞的队伍。通过与普通参与者分开时段活动，核心圈子得以划分自己与普
通成员的边界。
此外，在“水平分级的群体”中，以舞蹈水平和风格为基础，参与者
们也有群际比较的意识，这也是她们对于群体的认同感的一种来源。虽然普
通成员不参与核心圈子 的舞蹈，往往认为自己 “不会跳舞，也不懂，就是
她们老师教了嘛就跟她们了” （访谈 － Ｅ００４， ２０１４ ０７）， 但会将核心圈子的
这些水平更高的舞蹈视为自己所处群体的一个标签，借此凸显 Ｅ广场舞群
体与其他广场舞群体的区别。例如 Ｅ广场舞群体的参与者就非常欣赏 Ｅ广
场舞群体核心圈子的 “水兵舞”， 认为她们跳得非常赏心悦目，彰显了 Ｅ广
场舞群体的与众不同之处。 Ｅ００８ 还饶有兴致地为笔者介绍水兵舞三个字的
写法，以及 它 的别 称 “吉特巴”， 说这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访 谈 －
Ｅ００８， ２０１６ 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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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谊的小群体 （弱群内比较 ＋弱群际比较）
如果一个广场舞群体未曾创建过将自身区别于其他广场舞群体的风格符
号，在群内也不进行角色区分，那么就会成为 “友谊的小群体”。 这类群体
随意性较强，一般不超过 ５０ 人，但在城市中心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则可
能发展至 １００ 人以上，但很难维持这一规模。
Ｄ广场舞群体是一个位于住宅区附近的小型团体，成员约 ３０ 人，这类
小型团体的领舞没有明显的风格偏好，往往从网上下载各种各样的广场舞视
频来学习，再不分层次地教给团体内的其他成员。
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个给她们一步步教的，晚上 ６点钟教到 ８点
钟， （可以）教一个舞。教好了以后，好，你在这里反复，就学生读书
一样的，今天上好了之后每天就复习。刚开始她们一点搞不懂的，脚步
手啊都不懂的，那么一步步教她们，她们也学。我做好事嘛，我们都是
姐妹们嘛，都是一个小区的。她们要学嘛，我就我学 （然后）教。 （ 访
谈－ Ｄ００４，２０１４ ０７）
限于位置和场地 （位于郊区的住宅区前的狭小空间）， 并且由于 Ｄ广场
舞群体的无差别群 体组织模 式 （一个个教舞会导致老师精力有限，而且老
师总是在一对一指导，整个团队显得并不整齐）， 其团体从未经历过人数扩
张的过程。不过，虽然领舞在教授舞蹈的具体过程中非常用心，其成员却会
觉得她们的舞蹈虽然和其他的广场舞不完全一样，但是 “都差不多” （访谈
－ Ｄ００１， ２０１４ ０７）。
对于这类广场舞群体， Ｆ 广场舞群体应是更典型的例子。如前文所述，
Ｆ广场舞群体位于上海中心城区最繁华的 商业街上，但其人数只有 ２０ 人左
右。它曾经的规模是 “几百人”， 但由于群体的分裂与成员的出走，该群体
最终稳定在了现在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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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队伍多了，最起码有六七个队了，最早的时候只有我们一个，
现在一个一个队伍多了。我们刚刚组的时候，好多人，几百个人，后来
分散，总公司变成分公司 了，自己一个一个立队了，ａｂ 路太多人，几
百人怎么跳啊。 （问：我看 ａｂ 路中间还有一个跳舞的，是从你们这里出
去的吗？） 都是的，从我们总队出去的。如果我们有事，要去比赛，或
者人数不够的话，再并在一起。 （问：跟她们关系都好的？） 对，好的。
（访谈 － Ｆ０１１，２０１６ ０４）
可以看到， Ｆ 广场舞群体经历了一个 “先壮大再分裂”的过程。在上海
市中心城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人口密度的优势下， Ｆ 广场舞群体动员起
几百人自然不是什么难事，但最后 Ｆ广场舞群体并没有把这些人都留住。
在观察过程中，笔者发现， Ｆ 广场舞群体内的成员相处非常和平，没有出现
过Ａ广场舞群体所涉及的 吵架、矛盾现象，但是也没有非常明显的亲疏关
系或者 “小圈子”。 Ｆ 广场舞群体的领舞 Ｆ０１１ 既不偏爱特定的风格，也没有
发展自己的核心团队，体现出很强的随意性。她开始组织广场舞，仅仅是因
为“电视上说要跳广场舞”， 觉得这是种 “流行趋势”而已。
如果这样的小型群体内部能够和平共处，因为人数少，所以形成全体都
相识且成为朋友的紧密人际关系互动也并不困难。然而一旦人数扩张，就很
难再维持群体间所有成员的一对一互动关系了。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就会走
向分裂。所以，虽然群体本身能够靠友谊关系继续存在并稳定下来，但在规
模上很难有所突破，并且会遇到群体不稳定的问题。
（四）专业性小群体 （弱群内比较 ＋强群际比较）
“弱群内比较”和“强群际比较”， 意味着群体内的成员水平非常相似，
并且其风格也非常突出。能达到这种模式，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群内平均
舞蹈水平都比较高，身体条件也较好，品味也较为统一。这是因为，如果群
体的整体水平较差，那就无法把握鲜明的舞蹈风格；如果平均水平很高，品
味却不统一，那成员之间就会产生分歧，无法形成可供与其他群体比较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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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风格。
由此，虽然这样的团体也被人称作 “广场舞队” ， 但其性质与其他队伍
有较大的差别———这类队伍中，所有的成员都会关注具体的音乐与舞蹈风
格，并将其作为团体的象征。 Ｋ 广场舞群体及其成员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她
们内部非常团结，每个人都是不分伯仲的 “高水平成员”。
我们的姐妹都有快十年了，都非常地关心爱护这个团队的人，每个
人都是非常好，不管哪个人遇到困难了，大家都会共同地帮助她。 （ 访
谈－ Ｋ００２，２０１６ ０７）
她们中大部分人舞蹈基础非常强，经常代表街道去参加全国的广场舞比
赛，有时甚至承担上海市的其他业余舞蹈团体的教学任务。这个团队门槛很
高，每个人都非常强调自己与其他团体的区别。
我是本地的，开始组建的一个团队，当初就是 ｘｄ 买房子的人群，
然后到 ｎｑ 是２００４ 年和 ｘｄ 合起来，变成 ｃｘ 镇，所以我们这边本地人也
有，之前的 ｘｄ 的也有。我们这支队伍一直是代表我们 ｘ区出来比赛的，
排舞、秧歌，像去年第一届广场舞，我们拿到第一名……我们爱好舞蹈
的人是有团队的，比她们稍微高一点，有专门的老师教，或者比赛演
出，就是这种区分。 （访谈 － Ｋ００３，２０１６ ０７）
事实上，这类小团体已经由普通的广场舞群体发展成了半专业的舞蹈团
体，参与者们将舞蹈当作事业的一部分———即社会角色的一部分。这类群体
的凝聚力非常强，因为这类群体中的成员既能产生全体性的深厚友谊，也能
在长期的舞蹈训练中对自己的舞蹈水平进行把握和确认，逐渐形成较高的自
我认同，最终形成直接的 “群际比较”。
广场舞很多人都可以参 加，但是作为一个锻炼身体的街道的舞蹈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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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就要看这个人有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舞蹈队。年纪、身材、舞姿、
节奏，门槛相对来讲高一点，广场舞不需要的，这个概念不一样的。
（访谈 － Ｋ０００，２０１６ ０７）
由于整个团体的鲜明风格需要全体成员较高的舞蹈水平及强有力的特殊
资源来支撑 （例如街道所聘请的专业老师、街道或居委较强的经费投入
等）， 这类群体的 “群际比较”其实是群体本身的水平与较之于其他团体明
显更强的外来资源共 同作用的 结果。从这一点 来 看，能够在 “专业性小群
体”本身自发形成，并促成群体凝聚的要素，还是她们在群体内部所缔结
的全体性友谊。①
根据上述经验事实，本文整理出不同群体的特性，如表 ４所示。
表４ 不同比较模式的广场舞群体的分析性总结
群体类型 群际比较 群内比较 规模 人数的扩张性 身份确认的来源与依据
责任分级的群体 － ＋ 大 强 与核心圈子的责任比较
水平分级的群体 ＋ ＋ 大 强 与核心圈子的水平比较
友谊的小群体 － － 小 弱 全体性的友谊纽带
专业性小群体 ＋ － 小 弱 友谊纽带与舞蹈水平
（需特殊资源支持）
从表 ４中不难发现，在各个广场舞群体中，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团体凝
聚机制。当一个广场舞群体存在稳定的群内比较体系时，就能较好地使整个
团队进入稳定的运行状态，发展成大规模的团体。而当群体内不存在这种群
内比较体系时，就会通过缔结友谊的方式形成较小的群体，但这类群体在规
模上有很大局限，并且一旦发生扩张，就会有分裂的风险。以范畴化的相关
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于这种分化，本文给出如下解释。
·４６１·
①并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强有力的资源支持是其他群体 难以 复制的，因此这样的群体
情况比较特殊，数量也较少。至少从 Ｋ广场舞群体成员的叙述来看，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进
入这样的群体，因此这一类群体的情况难以向其他广场舞群体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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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对于广场舞活动来说，虽然每个群体都在类阈限情境下生成
了对 “我群”的强烈认同，但群体的边界不是通过直接的群际比较，而是
通过群内身份稳定后 的重复行 为、再生产群体表征 （在广场舞群体中，表
现为每日重复相同 的音乐和 舞蹈）而间接生成的。在实现了成功整合的大
规模团体中，群体身份的强化并不是通过直接比较并建立与其他广场舞群体
的边界而建立的，而是通过群内自身的比较和分化过程，通过形成较为稳定
的身份而间接巩固的。在最后定型为较小规模的团体中，则通过形成全体性
的友谊纽带来确认团体身份，从而形成群际边界。
第一，之所以群际比较对于群体凝聚过程的解释力不足，是因为广场
舞参与者对于他们自己所真正参与的广场舞活动的理解，这往往不是一个
强有力的差异来源。在广场舞活动中，音乐与舞蹈在参与者认知中始终具
有一定的 “远音乐”性———参与者们对于广场舞活动中所采用的音乐的认
知模式，主要作为一种 “仪式性音声”而存在。他们对自己在广场舞中
所跳的舞蹈是否 满 意，与 音 乐审美的 关系不 大。在大多数普通参与者眼
里，这些音乐和舞蹈反正都是 “广场舞歌曲”和“广场舞”， 差别并不
大，所以去哪里跳都无所谓。就算在水平分级的群体中，虽然参与者们也
会喜欢看核心圈子的高级舞蹈，并把它当成群体认同的一部分。但基于群
内业已形成的边界，他们也 会 觉得那些 高 级舞蹈 与 自己 真 正参 与 的舞 蹈
“没有关系”。
第二，之所以群内稳定的比较体系和层级分化，有助于广场舞群体维持
一个稳定的规模 （甚至持续扩张）， 是因为群内的比较更有利于每个参与者
通过群内的 “范畴化”认识自己的位置。如上文所述，广场舞群体为参与
者们提供了一个具有阈限性的空间，这使得她们有机会在广场舞活动的情境
中分化出不同的角色，从而在群内依据角色的差异树立内心的边界，而本文
中所研究的大型团体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责任分级的群体中，核心圈子
会坚定地认为 “我是核心成员，我该努力地协助团体 运 行，为别人着想或
者教别人跳舞”， 而其他人会认为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我只要听老
师的话，和大家一起跳，就已经很好了”。 在水平分级的群体中，核心圈子
·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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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
会认为自己就是比别人水平高，所以自己的圈子是区别于团体的其他人的。
而团体中的其他人也会认为自己跳不了那些高级舞蹈，为群体 “增光添彩”
的事让核心圈子来完成就可以，自己只要跳一些简单的舞蹈，顺便分享群体
的声誉即可。这样的机制既能稳定留住核心圈子，也能像滚雪球一般发展出
越来越多的普通成员。而如果没有这套体系，参与者对于自己在群体中的位
置认知就总是不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发起者的团队发展偏好非常重要。
如Ａ广场舞群体的负责人 Ａ００８ 就会人为指定一些 “核心圈子”成员，其他
成员则自发听从 “核心圈子”的安排。从群内比较的视角来看，这一分化
措施实质上反而促进了团队的整合。总体来看，若将这一比较过程置于图 １
的分析框架中，可以将广场舞团体凝聚的过程完善为图 ２。
图２ 广场舞群体的生成与凝聚机制
一旦在群体中的角色稳定下来，大多数参与者就会日复一日地、按照固
定的模式重复自己的 活动，既不会向上产生 “分家”的想法，导致广场舞
群体的分裂，也更容易形成习惯，不会突然退出广场舞活动，这样就保证了
大型群体运作的稳定 性，与“仪式群体”的功能类似，广场舞作为一种类
仪式群体，也就获得了长期的有效性。可以证明这种习惯的力量是许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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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于下雨天的讨厌之情。如果因为天气原因导致不能跳广场舞，他们的内
心会感觉十分难受，甚至冒着雨、冒着雾霾出门跳舞。 Ａ００９ 这样描述他们
的热情： “人多了氛围就不一样，下雨了有的人戴着浴帽撑着伞还要跳。吃
完饭大家习惯了要来跳，尽管是一个小时，很 愉 快。” （ 访 谈 － Ａ００９，
２０１４ ０７）
一旦群体边界稳定落成，那么它就会十分坚固，就算一个小团体人数再
少，它的成员也不会再对其他团体轻易产生认同。由此，群体本身也会成为
一种稳固存在的事实。 Ａ 广场舞群体就曾试图合并周边小区中的广场舞团
队，也成功动员了几个较 小舞队的 领舞，带着他们的小团体来与 Ａ广场舞
群体 “会合” 。 但这些小团体并入 Ａ广场舞群体之后，始终只在圈子内进行
互动，并且只关注原来的领舞，而丝毫不关注 Ａ广场舞群体的组织者 Ａ００８，
即使她比起自己的领袖能动员更多的资源。对于这一现象， Ａ００８ 这样描述：
“一开始也从几个小区里合并了一些团队，但最后留下来的，都是后来一个
个加入的人。” 因此，有的时候同一个广场上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团体，但
她们往往不会选择相互合并。
分析到此处，本文试图引出一直存在于本文标题中的，对于广场舞群体
的一个重要定义——— “类仪式”的共同体。在这之前，本文一直用 “群体”
这个词，然而，在进行了以上分析之后，本文提出，至少在每一个广场舞群
体进行活动的现场，广场舞群体就是一种基于类仪式的动员作用而持久存
在，进而能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情感的共同体。滕尼斯 （ ［１９５７］
２０１０） 认为， “ 共同体”概念与社会相对，是一种原始或天然状态的人的
“本质意志”的完善统一体， “指依据共享的经验组成的团体或社会” （ 转引
自周怡， ２００６） 。 由于广场舞参与者们在类仪式情境中已经生成了新的交往
模式，并由此完成生命中的阶段转折，所以对于广场舞群体，本文认为可以
称之为 “共同体”。 这一 “共同体”概念，既指 “广场舞群体”这一大范
围概念下的所有参与群体，也指每一个广场舞参与者所属的、独立的小群
体。在广场舞共同体所共享的类阈限空间中，她们得以摆脱现实存在的种种
结构性特征，在一个与日常生活相对隔离的环境中重组社会关系，并生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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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于自己和广场舞活动本身的团体结构。 “广场舞参与者”既是她们在
广场上所共享的身份，也是日常生活中交往、友谊中无形的共享符号。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于类仪式群体的生成机制做出了一次过程分析的尝试。通过分析
广场舞这样一种与正式的仪式行为有诸多相似之处的 “类仪式”行为，本文
探讨了在一个阈限性的情境下，群体的参与者如何从简单的互动，逐渐形成
一种具有稳定边界且持续有效的仪式群体的过程。实证研究结果主要为：由
于广场舞参与者们恰逢生命中的重大转折点 （即退休）， 在组织者的发起下，
广场舞为参与者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类阈限空间，使她们得以真正地从工作
阶段过渡到退休后的稳定生活中。在各类情境要素的影响下和符号传递的过
程中，广场舞群体的各类类仪式特性被强化，其社会关系开始重新整合。
在此基础上，广场舞参与者们逐渐形成具有身份认同和集体情感的共同
体。基于群内边界的生成或群内友谊纽带的产生，共同体的群际边界被间接
巩固。在已经形成稳定团结的广场舞共同体中，若其内部能够形成有效的群
内边界，就能通过范畴化的过程，使每一位参与者获得稳定的身份认同，从
而稳定成长为较大的团体；而如果不能形成这类边界，就会最终通过友谊纽
带形成较小的团体。由此，本文以上海市广场舞群体为例，对于类仪式群体
的凝聚，直至稳定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群内比较作为一种社会过
程，对于群体的形成和稳定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本次研究也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由于本次研究的受访
者全部来自上海市，所以，虽然这些受访者对于上海地区有较强的代表性，
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广场舞开展情况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有待于与其他地区
进行比较研究。其次，由于经费和条件限制，本次研究无法邀请所有受访者
进行专门的焦点小组访谈和深度访谈。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很多访谈材料
是在广场舞活动现场收集的，从每个受访者所能获得的资料比较有限，这一
遗憾有待于日后开展更详尽的访谈、观察来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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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ｔｏｒｃｙｃｌｅ Ｒａｌ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ｄｅｒｓ ”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 （２）： ７０ － ９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ｅｎｇ ｐｈ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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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ｖｙ Ｒｏｃｋ 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９ （１） ： １５５ –１６５．
Ｈａｎｎｅｒｚ， Ｅｒｉｃ ２０１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ｕｎ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Ｌａｍｏｎｔ，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 Ｍ ｅｄｓ １９９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Ｐｌａｔｖｏｅｔ， Ｊａｎ Ａ Ｍ ２００６ “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 ”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Ｒｉｔｕａｌｓ，Ｉｓｓｕｅｓ，
Ｔｏｐｉｃ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ｅｎｓ Ｋｒｅｉｎａｔｈ， Ｊａｎ Ｓｎｏｅｋ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Ｓｔａｕｓｂｅｒｇ，
ｐｐ １６１ － ２０５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Ｓｎｏｅｋ， Ｊａｎ Ａ Ｍ ２００６ “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Ｒｉｔｕａｌｓ ”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Ｒｉｔｕａｌｓ，Ｉｓｓｕｅｓ，Ｔｏｐｉｃ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ｅｎｓ Ｋｒｅｉｎａｔｈ， Ｊａｎ Ｓｎｏｅｋ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Ｓｔａｕｓｂｅｒｇ ， ｐｐ ３ －
１４ Ｌｅｉｄｅｎ ／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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