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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 第22 期
第37 ～ 57 页
SSAP，2017
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研究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广场舞群体为例*①
于佳煖＊＊ ②
摘 要：本文在综述品位分层理论的基础上，对上海市中心
城区广场舞参与者的音乐品位分层进行了研究，主要得出两项研
究结果。（1）根据 “
是否喜爱高雅艺术”，可将广场舞参与者划
分为 “
高层欣赏者”和“
低层欣赏者”。进一步地可将 “
高层欣
赏者”分为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和“杂食的高层欣赏者”。
（2）与全国范围内的同龄群体相比，广场舞参与者的出生年有集
中于 1950 年至 1959 年的趋势，并且其受教育程度比参照组更高，
但社会经济地位分布则与全国的同龄群体相似。对成为 “
高层欣
赏者”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受教育年限，对“
高层欣赏者”间的
分化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社会经济地位。
关键词：广场舞参与者 品位分层 客观阶层特性
在中国社会，广场舞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群众活动。在大众的认知
①
②
本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代际均衡与多元共治———老龄社会的社会支持体
系研究”（项目批准号：7149073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在中国社会学
会2016 学术年会“文化社会学论坛：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因素”（2016 年7月17 日，兰
州）上发表。作者感谢周怡、洛秦、邓蕾、李小诺、于长军对本文的指导、建议和帮助，
也感谢所有参与研究的广场舞团队。
于佳煖，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 （yujiaxuan1994@ 163. com）。
（甚至广场舞参与者的自我认知）里，广场舞的参与者看上去差异并不大，
其艺术欣赏水平也仅仅局限于 “
广场舞蹈和音乐”，是同质性非常强的群
体，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广场舞之外的生活中，广场舞参与者的艺术
欣赏特质与其在广场上所表现出的特质可能截然不同，并且，在看似普通
的广场舞参与者之间，也可能存在可观的品位差异和教育、经济水平的分
化。由此，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议题，对解释广场
舞的本质及其流行的原因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问题为： （ 1）上海市
中心城区广场舞参与者的音乐品位差异是什么？ （ 2）这种差异是否与其客
观的阶层特性相关？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一）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品位分层观点
传统的分层理论往往使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分层现
象。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其他资
源的分配，由此导致阶级的分化；韦伯则构建了一套 “以经济为先决
条件”的分析框架，并探讨财产、地位声誉、权力等影响因素在这一
框架下对社会分层的作用；涂尔干则认为，人们的能力差异导致分工
的差异，因而造成了社会分层。然而，自布迪厄开始，学者们在对经
典的结构分层领域进行综述和质疑的基础上，将文化与阶层结构的交
互影响引入品位差异的分析。较之于 “社会结构分层”，“文化分层”
受到更多的重视。
这一阶段中的研究普遍显示
，“
精英文化阶层”与其他非精英的文化
阶层的品位存在较大差异 （Bourdieu，1984；Gans，1975；Blau，1986；DiM-
aggio and Useem，1978） ，这种差异可能是由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经济资
本差异 （Blau，1986；DiMaggio and Useem，1978）、社会资本差异 （Blau，
1985；Bourdieu，1977）、文化资本差异 （Gans，1974；Bourdieu，1984 ）而
造成的。为了维护这种差异，精英阶层和中上阶层往往是 “
挑食者”，其
音乐审美习惯倾向于专一的 “
高雅文化”，至少在 “
高雅文化”的鉴赏中
有较大优势。
例如，布迪厄认为，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文化资本和流动经历，
这就造成了阶层间的区隔。文化资本 （习性）主要由家庭背景和学校
83 中国研究 第22 期
教育 （也就是社会化过程）来决定 （Bourdieu，1984：85 ） ，这就使得
不同阶层的人在认知社会时，有不同的 “习性”和选择。布迪厄的品
位分层理论建立在 “区隔”理论之上，既然区隔业已形成，那么社会
中上阶层就会选择接受特定的 “
高层文化产品”。这样不仅是为了加强
统治阶级和中上阶层的联结和统治地位，也是为了深化与其他阶层之
间的 “
区隔”。甘斯是这一阶段的又一代表。在旗帜鲜明地反对了精英
文化与文化工业取向的理论后，甘斯强调了大众对自己的文化选择的
自主性。在此基础上，甘斯继承了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以“品位”
的差异，区分了不同层次的 “
品位文化”，并将人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
“
品位公众”，强调每一种 “
品位文化”都有相对固定的 “品位公众”
（周怡，2003）。在这些层次之间存在区隔，例如，最高层的 “高雅文
化”往往被精英阶层统治，较为注重审美而非实用，这就造成了其他
阶层在进入高雅文化时存在壁垒 （Gans，1974）。
此外，在这一阶段的后续研究中，一些研究虽然旨在呈现精英阶层和
中上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异，但事实上实证材料已经显示，虽然精英阶层
和中上阶层在接触高端音乐形式方面较之于其他阶层存在优势，但对于其
他层次的音乐，精英阶层也涉猎广泛 （DiMaggio and Useem，1978；Wilen-
sky，1964）。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引起了 Peterson 等学者的注意，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频繁涌现的 “
挑食者 －杂食者”研究的重要动机 （Peterson
and Simkus，1992）。
（二）来自 Peterson 的挑战
：“
挑食者 －杂食者”假设
“
挑食者 －杂食者”命题是由 Peterson 和Simkus 在1992 年关于音乐品
位对阶层的标示作用的研究中提出，并由 Peterson 和Kern 于1996 年证明
的一个命题 （Peterson and Simkus，1992；Peterson and Kern，1996）。该命题
的含义为：高层次的音乐欣赏者倾向于阅听各种层次的音乐形式，而不是
通过只欣赏单一的 “
高雅文化”来维持阶层稳定，而强化与其他阶层的区
隔。而低层次的音乐欣赏者所接受的音乐形式，较之于高层欣赏者则较为
单一。持这一取向的学者认同布迪厄和甘斯所倡导的 “
文化分层”的主
张，认为社会上的确存在较高层次的音乐欣赏者。然而，这些较高层次的
欣赏者所选择的音乐并不仅是专一的、与其他阶层存在较大区隔的 “
高雅
文化”，而是倾向于欣赏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音乐 （Lamont，1992；
Peterson and Kern，1996）。
93
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研究
“
挑食者 －杂食者”命题的研究打破了先前研究中 “
每一阶层有与之
一一对应的品位类型”的定论，为品位分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自
1996 年以来，许多学者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 “
挑食者 －杂食者”研
究的实践。就目前的一些英文文献来看，能够证实 “
挑食者 －杂食者”命
题的典型研究在比利时 （Stichele，Alexander，Laermans and Ｒudi，2003 ）、
荷兰 （Eijck，2001 ）、西班牙 （Jordi Lo' pezSintas and ErciliaGarcI' aA'
lvarezb，2004 ）、以色列 （Katz － Gerro and Shavit，1998 ）、德国 （Gebes-
mair）、英国 （Warde，Wright and Gayo － Cal，2008；Chan and Goldthorpe，
2007）、加拿大 （Fisher and Preece，2003 ）等国家均有出现。不过，这些
研究都集中于欧美，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研究目前还较少。在中国则
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三）基于文献的研究思路
从相关理论中可以得到两个要点：第一，基于文化分层的两种视角，
高层的艺术欣赏者有可能是专注于某些特定高雅艺术项目的 “
挑食者”，
也有可能更倾向于成为喜爱更多种艺术项目的 “
杂食者”；第二，品位差
异可能与其客观的阶层特性存在密切的关系。基于以上两个要点，为了使
研究更准确、有效，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测量问题是：怎样辨识人群中的
“
高层欣赏者”？如何测量客观的阶层对品位分层的影响程度？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要点则需回到 “
品位分层”本身。首先，根据以往
的文献，音乐风格、流派向来是研究者们对研究对象的 “
品位”进行区分
的重要工具 （Bourdieu，1984；Gans，1975 ；Blau，1986；DiMaggio and Us-
eem，1978 ；Peterson and Simkus，1992 ） ，因此，为了达到更高的效度，本
次研究应立足于上海地区实际存在和发展的音乐流派，并结合该地区的传
统音乐与流行音乐传播情况，来设计一套符合本次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中
对于 “
音乐与舞蹈的流派”的认知的量表。该量表设计并不宜过于追求音
乐与舞蹈种类的完善、具体，而是应该基于研究对象的业余生活的真实性
质，力图较全面、客观地反映该群体 （即广场舞参与者群体）内的个体差
异。这一套量表应该同时包含 “
高层音乐”和“
非高层音乐”。在建立量
表之后的变量重新编码过程中，由于高层欣赏者既有可能是 “
挑食者”，
也有可能是 “
杂食者”，甚至有可能同时包含这两种群体，因此，需要找
到合适的描述性统计方法，来将各个样本归入不同的群体，最好能将每一
个样本准确地区分入 “
低层欣赏者” “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
” “
杂食的高层
04 中国研究 第22 期
欣赏者”中的其中一种内。
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首先要确定广场舞参与人群的一些基本属性。
在以往的文献中，大部分广场舞研究者认为，广场舞的参与者包罗各种各
样的 人，这些人来自各个阶层 （吴春晖，2010；刘 星，2012 ；代敏，
2011；王芳，2012）。不过这些研究普遍缺乏具有针对性的实证资料。也
有研究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广场舞可能是 “
趣缘群体”，即由有舞蹈基
础的兴趣爱好者所构成的品位群体 （刘婷，2014 ） ，具有一定的门槛。如
果广场舞参与者是来自各个阶层的，那客观的阶层特性 （例如收入、受教
育程度和职业等）就很可能对其品位分层有重要的影响，但如果广场舞真
的是一种 “
趣缘群体”，那么在研究中就检测不到这些参与者在相关客观
指标上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了解广场舞参与者群体的阶层
分布，即探索其各种特性 （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的离散程度和分布趋
势。然而，仅估测单个群体的离散程度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欲探索其真实
的离散程度，应当为其设定一个大致可视为 “
常模”的参照组。因此，本
次研究把全国范围内的同龄群体作为参照组，来初步了解其分布的特性。
若其分布确实足够复杂多样、来源广泛，那么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将作为
重要的自变量进入模型。
在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后，才能够进行模型和统计方法的选择。综
上，本次研究的思路可以概括为：首先，确定合理的音乐品位等级依据
（本次研究采用对音乐与舞蹈的喜爱情况来测量） ，将广场舞参与者划分为
不同层级的欣赏者。在这之后，通过确定研究对象的客观阶层分布，进而
探索客观的阶层特性与音乐品位差异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一）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广场舞参与者
，“
上海市中心
城区”的定义大致为传统意义上的 “
中心九区”范围，即今天的长宁区、
黄浦区、徐汇区、虹口区、杨浦区、静安区和普陀区。
①
14
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研究
①由于原上海市卢湾区于2011 年与原黄浦区合并，原闸北区于2015 年与静安区合并，因此
传统的 “中心九区”逐渐由九个区演变为七个区。
本次研究的抽样方法为多阶段抽样法。在七个区的范围内，先抽取了
6个街道，再在每个街道抽取 1个广场舞活动点。每个广场舞活动点按比
例随机抽取被选中广场舞团队总人数的 20% ～ 30% ，以问卷式访谈的方法
进行调查。本次研究的抽样情况如表 1与图 1所示 （表1所列顺序为图 1
中各点由下往上的顺序）。
表1抽样情况统计 单位：人
地 点 团队人数 （估测）抽样数
龙华东路 30 7
瞿溪路 160 40
南京东路 80 18
四川北路 80 15
邯郸路 30 7
共康路 150 16*
总 计 530 103
*共康路实际发放问卷32 份，然而由于其中16 份出现拒答题目、缺乏大部分个人信息、答
案模糊不清等情况，因此，32 份问卷中仅采用了16 份有效问卷。事实上，其余地点均存在无效问
卷，只不过数量较少，将之删除后样本量仍在正常范围内，故没有单独说明。
图1各抽样地点的大致地理位置
在本次研究所抽取的103 个样本中，男性有5位，女性有98 位。由于
男性样本量过少，并且其音乐品位特征与女性差异较大 （例如有一个男性
广场舞参与者称，他将广场舞当 “
广播体操”来跳） ，如果在研究中采用
这些样本，可能会导致： （ 1）样本代表性不够，不足以说明男性广场舞参
与者的特征； （ 2）由于性别间差异较大，研究结果会过于复杂。故本次研
24 中国研究 第22 期
究在分析研究结果时将暂不涉及男性群体，男性样本被移除。
（二）概念测量与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中进入模型的因变量为 “
欣赏者类型
”。“
欣赏者类型”包含
两个类别
：“
低层欣赏者”和“
高层欣赏者”（1 = “
高层欣赏者”，0 =
“
低层欣赏者”）。其中 “
高层欣赏者”还包含两个子类别
：“
挑食的高层
欣赏者”与“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1 = “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0 = “
挑
食的高层欣赏者”）。其转化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为对舞蹈和音乐的偏好
测量 （原始变量）。舞蹈部分包括 “
芭蕾舞” “
现代舞/踢踏舞/爵士舞”
“
民族民间舞
” “
拉丁舞” “
摩登舞” “
迪斯科/街舞” “
交谊舞” “
革命舞
蹈
”“
中国古典舞”9类，音乐部分则包括 “
民歌” “
网络歌曲” “
经典通
俗歌曲
”“
江南戏剧
”“
江南以外戏剧
”“
江南说唱曲艺” “
红歌” “
民乐 1
（古琴、竹笛等高层次民族乐器
）” “
民乐 2（二胡、古筝等较为通俗的民
族乐器
）” “
西方舞曲” “
西方现代流行音乐
” “
艺术歌曲” “
西方器乐”
“
歌剧
”“
音乐剧”15 类。
①所有题目均为五分变量 （5 = 喜欢、4 = 比较喜
欢、3 = 一般、2 = 不太喜欢、1 = 不喜欢）。在这些音乐与舞蹈形式中，基
于实际研究情况、生活经验及相关文献的综合考量，最终将 “
芭蕾舞”
“
民乐 1” “
西方器乐” “
歌剧”列入 “
高雅艺术”，其余列入 “
非高雅艺
术”
②。由于受访者的答案大多数集中在 5（喜欢）和1（不喜欢）中，所
以该部分题目在数据录入时被操作为二分变量，在新的变量中，5（喜
欢）、4（比较喜欢）被合并为1（喜欢） ； 3（一般）、2（不太喜欢）、1
（不喜欢）则被合并为0（不喜欢）。第二步为变量的转化。在数据收集过
程中发现
，“
革命舞蹈”无益于有效反映广场舞参与者们的音乐品位差异，
34
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研究
①
②
问卷第三部分的设计步骤为： （ 1）翻阅各艺术类词典，摘抄其中国当代音乐部分的目录，
形成最初的量表素材 （如《中国大百科全书 （音乐舞蹈卷）》的目录） ； （ 2）在瞿溪路的
广场舞活动点抽取 5名参与者进行焦点小组访谈，详细询问她们对目录中这些音乐形式
的接触情况，删去一些她们完全不了解或从不参与的活动 （例如秧歌、军歌等） ，并根据
她们对各种音乐形式的认知，将一些被调查者觉得“相差无几”的项目进行合并 （例如
将西方器乐独奏、室内乐、交响乐合并为 “西方器乐”） ； （ 3）在龙华东路的广场舞活动
点抽取 5人进行试调查，并对题目结构再次进行微调 （将“芭蕾舞/中国古典舞”拆分为
两个题目
——— “芭蕾舞”和“中国古典舞”，删去 “佛教/基督教音乐”一题） ，进而形
成最终的问卷并开始在所有地区进行发放。
此处不赘述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该分类结果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夏野 （1989 ） ，洛秦
（1999，2009） ，孙维权 （200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委员会 《音乐·舞蹈》编辑委员会 （1989 ）。
所以这一题及相关答案被移出新变量构建的过程。
①其余 23 种舞蹈和音乐
种类将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被转化为几个新的变量。（1）“音乐与舞蹈
喜爱总数”：定距变量，即喜欢的音乐与舞蹈种类的总和。（2）“是否
喜爱高雅艺术”：定类变量，只要研究对象喜爱任意一种或多种高雅艺
术，该变量即赋值为 “1”，其余则赋值为 “0”。 （3）“高雅艺术喜爱
总数”：定距变量，即喜欢的高雅艺术种类的总和。依据这三个新变
量，最终的 “
欣赏者类型”变量转化过程为：首先，依据 “是否喜欢
高雅艺术”，将广场舞参与者划分为 “低层欣赏者”（N= 4 3 ）和“高
层欣赏者”（N= 5 5 ） ； 其次，在“高层欣赏者”中，若喜爱的音乐与
舞蹈总数小于或等 于 10，则被划分为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N=
19 ） ，其余则被划分为 “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N= 3 6 ） （ 这一分类的
依据会在结果分析一中详述）。
自变量为客观的阶层特征，其测量主要体现在受教育程度和由职业转
化而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分别对应自变量“
受教育年限”和“
社会经济
地位分”。
②这两个变量的构建方法是，将定类变量 “
受教育程度”按如下
规则转换为定距变量 “
受教育年限”：未受过正式教育 = 0，小学 = 6，初
中= 9，高中/职高技校/中专 = 12，大专 （非全日制和全日制）= 15，本
科（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16，研究生及以上 = 19 ，私塾 = 6；将“
职业”
变量按照李春玲在2005 年发表的中国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进行转
化，得到新的定距变量 “
社会经济地位分”（李春玲，2005：194 ～ 203）。
控制变量为 “
年龄”，构建方法是将 “
出生年”这一变量以 2016 年为现时
进行转化。
在结果分析过程中，在涉及音乐品位与分类的问题时，由于该分类体
系需要一些直观的探索和展示，所以将采用描述性统计 （均值、最大值、
最小值、标准差）来进行分析。当涉及各代表客观阶层特性的变量与音乐
品位的关系时，由于因变量均为二分变量 （是否为 “
高层欣赏者”及是否
为“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 ，将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来进行分析。
44 中国研究 第22 期
①
②
首先，由于 1960 年以后出生的广场舞参与者大多不了解 “革命舞蹈”这一舞蹈形式，故
研究对象对 “革命舞蹈”所做出的偏好选择其实是严重受“年龄”这一变量影响的。
至于 “个人月收入”这一变量，由于数据缺失过于严重，并且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很多
已经退休，其退休金比较一致，同质性大，并不能合理反映其所处阶层，故该变量在整
个研究过程中不予采用。
三 结果分析一：广场舞参与者的音乐品位差异
（一）识别高层欣赏者的方式
已有的品位分层研究在分析欣赏者的层次时，往往采取以下两种
方式： （ 1）让欣赏者选择最喜欢的艺术项目，然后根据最喜欢的项目
来直接划分欣赏者的层次 （Peterson and Simkus，1992 ；Peterson and
Kern ，1996） ； （ 2）将欣赏者对每一种项目的喜爱程度或参与程度操作
为二分、三分或五分变量，并分别计算不同群体在每个项目上所得的
平均值，再根据每个平均值来进行相关分析或描述性分析 （多见于经
济水平、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与品位分层的关系分析） （ Eijck ，2001；
DiMaggio and Useem ，1978；Katz － Gerro and Shavit，1998）。但是，从本
次研究的问卷式访谈实况及研究思路来看，这两种分类方法对研究广
场舞参与者群体的品位分化情况均不适用，原因有二。（1）在问卷调
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许多广场舞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从未思考过
自己最喜欢哪种音乐风格或艺术形式。因此，就算在调查过程中加入
“
你最喜欢哪种舞蹈/音乐”这一问题，也只能获得一个临时思考的答
案，这种答案的可信度往往是极低的，故第一种划分方式不适用于本
研究。（2）很多关于品位分层的研究，往往在研究之前就已经接纳了
“
品位分层与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客观指标直接相关”的假设。然而，
由于中国的广场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所以，在研究其参与
者的品位差异时，最好不要沿着 “推翻某种假设”的路径去分析，而
是应该先完整描述所有的资料，再去重新寻找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或者
因果关系。所以，第二种划分方式也不适用于本研究。本次研究试图
基于品位分层的相关理论，结合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来建立一套新
的分类体系。
如前文所言，在问卷式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对很多研究对象试着提出
过有关 “
最喜欢哪种舞蹈/音乐”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相当一部分广
场舞参与者无法下意识地给出回答，在经过一番思考后，所给出的回答除
了即时的思考结果，还往往有宽泛的、模糊的种类概念，例如 “
节奏快
的
”“
优雅的
”“
西方的、带节奏的音乐”。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较之于
前人的研究 （Peterson and Kern，1996）中的研究对象，广场舞参与者们对
54
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研究
音乐的了解方式是 “
由模糊的类型聚焦到具体的种类”，而不是 “
由具体
的种类扩散到其他广泛的领域”。这可能是许多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和欣
赏方式。此外，根据数据收集的实际情况，本次研究中的 98 位女性样本对
每一种高雅音乐的喜爱率均未超过 40% （芭蕾舞为 30. 61% ，民乐为
37. 76 % ，西方器乐为35. 71 % ，歌剧为21. 43 % ） ，并且研究对象往往会喜
欢不止一种高雅艺术，因此，在无法使用 “
最喜欢的艺术种类”来划分的
情况下
，“
是否喜欢任意一种高雅艺术”这一变量也具有一定的区分度。
基于以上两个研究事实，本次研究将高层欣赏者与其他欣赏者区别开的方
式是：喜欢任意一种或多种高雅音乐，即为 “
高层欣赏者”，其余为 “
低
层欣赏者”。基于这样的划分方式，共有 55 位广场舞参与者被划分为 “
高
层欣赏者”，其余 43 位则被划分为 “
低层欣赏者”。
（二）高层欣赏者的分化
：“
挑食者”抑或 “
杂食者”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精英阶层专注于 “
高雅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
维护自身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区隔，并且精英阶层往往是专注于特定种类的
高雅文化的 （Bourdieu，1977）。而根据 Peterson 的研究，精英阶层由于文
化资本高，接触各种文化形式的机会更多，因此会比其他阶层兴趣爱好更
为广泛 （Peterson and Kern，1996）。事实上，虽然这两种理论看似具有较
强的不兼容性，但是仔细想来，高层欣赏者极有可能不止一种。所以，如
果对高层欣赏者进行分类，并发现同时存在 “
专注于高雅文化 （挑食）的
高层欣赏者”和“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那么这两类理论就都是成立的，
只是针对的人群不同。
果然，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捕捉到了一些分别支持两种理论设定的现
象。首先，笔者发现，一些钟情于某些特定种类的高雅艺术的广场舞参与
者会有意识地强调自己对这种艺术的喜爱，例如 “非常喜欢芭蕾舞”
（1005，龙华东路） ，或者 “
前几天刚刚去看过交响乐的演出”（6011，四
川北路） ，甚至会在访谈过程中掏出最近去文化场所观看演出的票根并展
示给周围的人看 （3001，邯郸路）。而还存在一类人，她们在进行问卷调
查时不仅会对所有高雅艺术表示喜爱，同时会对问卷中大部分其他音乐和
舞蹈形式表示喜爱。基于这些现象，可以提出两个假设。（1）高层欣赏者
分为两种：第一种在高雅艺术领域仅关注一种或几种特定的音乐或舞蹈，
由于对这些艺术形式的关注占用了该欣赏者大量的时间、精力 （例如奔赴
各艺术场馆、去培训班学习等） ，其涉猎其他艺术形式的机会减少，促使
64 中国研究 第22 期
其成为 “
挑食的欣赏者”；第二种则对所有喜爱的艺术形式花费的精力相
似，所以有足够的兴趣和精力去涉猎尽可能多的音乐与舞蹈形式，因此成
为“
杂食的欣赏者”。 （2）由假设 1可推出，喜爱音乐与舞蹈形式的总数
随喜爱的高雅艺术的数量的递增而递增。
为了验证以上的假设，本文以表格形式列出了喜欢不同数量的高雅艺术
的人的音乐与舞蹈喜爱数量的均值和一些其他的描述性统计变量 （见表2）。
表2喜爱的高雅艺术的数量和喜爱的音乐与舞蹈总数的关系的描述统计
单位：人
欣赏者类别 喜 爱 的 高
雅 艺 术 的
数量
喜 爱 的 音 乐
与 舞 蹈 总 数
（均值）
喜爱的音乐
与舞蹈总数
（最小值）
喜爱的音乐
与舞蹈总数
（最大值）标准差 数量
低层欣赏者 0 6. 21 0 14 3. 42 43
高层欣赏者
1 7. 25 2 14 3. 73 20
2 14. 85 10 18 2. 23 13
3 15. 73 9 22 3. 86 15
4 22. 29 18 23 1. 89 7
从表 2可以看出，首先，较之于高层欣赏者，低层欣赏者确实是一个
艺术欣赏种类较为单一的群体。更重要的是，在高层欣赏者中，随着喜爱
的高雅艺术的数量的上升，喜爱的音乐与舞蹈总数也在显著上升，这样的
趋势可以对上文中有关高层欣赏者的两个假设同时形成验证。并且，如果
对“
喜爱的音乐与舞蹈总数”与“
喜爱的高雅艺术的数量”进行线性回归
分析，其Ｒ2值达到 0. 66，并且 p值小于0. 001。
以上结果为寻找 “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和“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的界
限提供了依据。由于挑食的高层欣赏者可能不仅喜爱一种高雅艺术，所
以，虽然区分这两类人群必须先参考高雅艺术的喜爱情况，但最终的界限
还是应该以 “
喜爱的音乐与舞蹈总数”这一变量来划分。以喜爱的高雅艺
术的数量为1的群体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依据，本文取该群体 “
喜爱的音
乐与舞蹈总数”的下四分位数 （N= 10）作为 “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和
“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的划分标准。
①由此，广场舞参与者完整的欣赏者类
74
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研究
①此处的分组仅为一个统计上的尝试，是一种相对的分组，不是绝对的标准，目的仅为比
较“挑食者”与“杂食者”的差别。
型划分过程为：首先，依据 “
是否喜欢高雅艺术”，将其划分为 “
低层欣
赏者”（N= 43）和“
高层欣赏者”（N= 55） ； 其次，在“
高层欣赏者”
中，若喜爱的音乐与舞蹈总数小于或等于 10，则被划分为 “
挑食的高层欣
赏者”（N= 19 ） ，其余则被划分为 “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N= 36）。第一
步分类属于 “
分层”，第二步分类则属于 “
分化”，两步之间不存在高低之
分。表3为四个群体的基本描述统计数据，通过这些统计数据，可以强烈
体现出不同种类欣赏者鲜明的差异。
表3不同群体喜爱的音乐与舞蹈总数的描述统计表 单位：人
音乐欣赏者种类 喜爱的音乐
与舞蹈总数
（均值）
喜爱的 音
乐与舞 蹈
总数 （最
小值）
喜爱的 音
乐与舞 蹈
总数 （最
大值）
喜爱的
高雅艺
术总数
（均值）
标准差 数 量
低层欣赏者 6. 21 0 14 0 3. 41 43
高层欣赏者 13. 27 2 23 2. 16 6. 04 55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 6. 53 2 10 1. 26 2. 98 19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 16. 83 12 23 2. 64 3. 75 36
至此，本文解决了研究思路中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完成了对广场
舞参与者的音乐欣赏模式的分类。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到的是，广
场舞参与者之间的音乐品位分层非常明显，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欣赏
特质显然与其在广场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特质截然不同。这一研究结果侧面
反映的一个事实是，既然广场舞的参与者在艺术鉴赏方面存在这么大的差
异，那么广场舞应该不是一个基于艺术上的 “
兴趣爱好”而发起的文艺现
象，它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一定是在艺术欣赏的共同爱好之外的。关于
这一点，国内也有学者曾进行过论述 （代迅，2015；罗红希，2014） ，但
缺乏足够的、直接的实证资料。
四 结果分析二：阶层与音乐品位差异的关系
（一）广场舞参与者的分布
如上文中研究思路部分所述，在尝试分析广场舞参与者客观的阶层特
征与音乐品位分化的关系前，首先应该通过将广场舞参与者群体和全国范
84 中国研究 第22 期
围内与其年龄和地区相似的群体进行比较，来探索她们的群体分布特征。
在本文所涉及的人口学变量中，可用变量为 “
年龄” “
社会经济地位分”
“
受教育年限”这三项。但是，在依据年龄分组时，由于中国社会盛行
“50 后
”“60 后
”“70 后”等说法，因此，对于中国的社会现象研究而言，
“
出生年”似乎是一个更好的划分依据。由于本次研究中的 98 个女性样本
中，除3名出生于1975 年、1名出生于1979 年以外，其余均出生于 1940
年至 1970 年，因此，本文在将这些人口学变量与全国性资料比较时，先暂
时去掉了这4个1970 年以后出生的样本。
本次研究中，用于与广场舞参与者群体相比较的群体是2013 年的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中，出生年在 1940 年至 1970 年，并且居住地属于中心城区
的女性样本 （N= 1020）。这一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将由变量 “
个人职
业代码 1”和“
个人职业代码2”转换而得。如果将这1020 位女性的各项
指标作为常态，去与广场舞参与者进行分年龄组的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出
本次研究中的广场舞参与者的群体分布与常规水平的差异。分年龄段的社
会经济地位分及受教育年限见表4。
表4分年龄段的广场舞参与者与全国中心城区相似群体的描述统计比较
均值 标准差
广场舞
参与者 全国水平
（参照组）t值广场舞
参与者 全国水平
（参照组）方差齐性
检验 f值
总体
社会经济地位分 60. 93 59. 54 1. 28 9. 20 9. 68 0. 91
受教育年限 11. 61 9. 3 8. 34＊＊＊ 2. 34 4. 07 0. 33 ＊＊＊
出生年：1940 ～ 1949
社会经济地位分 64. 66 59. 23 1. 92# 9. 52 9. 07 1. 10
（N= 11，占比：13. 10% ） （ N= 170，占比：20. 05% ）
受教育年限 11. 36 7. 24 3. 17＊＊＊ 2. 69 4. 27 0. 40
（N= 11，占比：12. 64% ） （ N= 238，占比：23. 33% ）
出生年：1950 ～ 1959
社会经济地位分 60. 92 58. 92 1. 44 9. 65 9. 09 1. 13
（N= 51，占比：60. 71% ） （ N= 320，占比：37. 74% ）
受教育年限 11. 5 8. 71 6. 9＊＊＊ 2. 51 4. 00 0. 39 ＊＊＊
（N= 52，占比：59. 77% ） （ N= 382，占比：37. 45% ）
94
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研究
续表
均值 标准差
广场舞
参与者 全国水平
（参照组）t值广场舞
参与者 全国水平
（参照组）方差齐性
检验 f值
出生年：1960 ～ 1970
社会经济地位分 59. 20 60. 25 － 0. 47 7. 85 10. 41 0. 57
（N= 22，占比：26. 19% ） （ N= 358，占比：42. 22% ）
受教育年限 12. 04 11. 09 2. 60* 1. 63 3. 19 0. 26 ＊＊＊
（N= 24，占比：27. 59% ） （ N= 400，占比：39. 22% ）
注：对于均值检验中的 t值，
#p＜ 0. 1 ；*p＜ 0. 05；＊＊p＜ 0. 01 ；＊＊＊ p＜ 0. 001 （双尾检验）
（当方差不齐时，采用矫正 t检验）。
对于方差齐性检验中的 f值，
#p＜ 0. 1；*p＜ 0. 05；＊＊p＜0. 01；＊＊＊p＜0. 001 （双尾检验）。
表4中至少反映了四个经验事实。第一，从年龄的分布来看，较之于
参照组，本次研究中的广场舞参与者的出生年有集中于1950 年至 1959 年
的趋势。第二，较之于参照组，广场舞参与者的整体受教育年限在整体和
各年龄段中都普遍较长，并且较之于参照组，离散程度也更小。第三，与
受教育年限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除了出生年居于1940 年至 1949 年的广场
舞参与者以外，其余参与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分与参照组的差异完全不显
著，并且离散程度也相似 （均通过方差齐性检验）。也就是说，与全国的
相似年龄段的、居住地位于中心城区的妇女相比，广场舞参与者的社会经
济水平与全国同龄群体的水平基本一致，但是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
水平要低于受教育程度的相对水平。第四，通过观察各年龄段之间社会经
济地位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可发现，出生年居于1940 年至 1949 年的
广场舞参与者，其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参照组，并在 0. 1 的水平上显著；然
而，观察其他两组所得到的结果是，出生年居于 1950 年至 1959 年的广场
舞参与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参照组差异虽然不显著，但其均值仍略大于参
照组，出生年居于 1960 年至 1970 年的广场舞参与者则出现了平均值小于
参照组的情况。因此，广场舞参与者的相对社会经济水平似乎随着年龄的
递减而递减。如果就均值而言，其相对受教育年限也有随着年龄的递减而
递减的趋势。这种现象可证明，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广场舞的理解不同：较
之于更年长的人，年轻人更倾向于认为广场舞是一种 “
档次不高”的活
动，因此，较年轻的广场舞参与者的实际阶层会略低于年长的广场舞参
与者。
05 中国研究 第22 期
从以上四个发现可以看出，在“
出生年” “
社会经济地位分
” “
受教
育年限”这三个变量中
，“
社会经济地位分”的离散程度最大，其分布最
接近于全国范围内的相似群体，以该变量来衡量广场舞活动的话，那么它
就是一个面向群体非常广泛的活动。而其余两个变量中
，“
出生年”有向
1950 年到 1959 年这个区间集中的趋势，“
受教育年限”则普遍显著较高，
并且更集中，从这两个变量上看，广场舞又像是一种具有筛选性的、存在
门槛的 “
趣缘群体”。不过，由于客观阶层特征与音乐品位差异的关系建
立在分布的广泛性上，所以，在接下来的模型中
，“
社会经济地位分”应
当是非常值得注重的一个自变量。
（二）广场舞参与者的阶层特性与品位差异的关系
依据结果分析一中音乐品位的划分结果，广场舞参与者首先分为 “
高
层欣赏者”（N= 55）和“
低层欣赏者”（N= 43）两类，进一步对 “
高层
欣赏者”进行划分的话，可将其进一步分为 “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N=
19）和“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N= 36）。这三种类型的音乐欣赏者的社会
经济地位分、受教育年限、年龄的均值见表 5。
表5各类音乐欣赏者社会经济地位分、受教育年限与年龄的均值
音乐欣赏者种类 社会经济地位分 （均值）教育年限
（均值）年龄 （均值）
低层欣赏者 57. 05 10. 53 57. 44
高层欣赏者 63. 53 12. 31 60. 36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 67. 22 12. 47 61. 21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 61. 57 12. 22 59. 84
由于高层欣赏者中的两类人目前并不存在高低之分，因此，本文探究
客观阶层特征与音乐品位差异的关系分为两步，这两步均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来实现：第一步，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分、受教育年限、年龄与成
为“
高层欣赏者”之间的关系 （模型 1） ； 第二步，在高层欣赏者内部，
探究以上三个变量是否与成为不同种类的高层欣赏者有关 （模型 2）。在这
一部分的模型中，1970 年以后出生的4名广场舞参与者将被加入模型。回
归结果如表6所示。
15
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研究
表6各变量与音乐品位分层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模型 1模型 2①
回归系数
（z值）发生比 回归系数
（z值）发生比
自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分 0. 04
（1. 28）1. 04 － 0. 07 #
（－ 1. 69 ）0. 93
教育年限 0. 28 *
（2. 19）1. 32 0. 08
（0. 53）1. 09
控制变量
年龄 0. 05
（1. 28）1. 05 － 0. 03
（－ 0. 46 ）0. 97
常数项 － 8. 31
（－ 2. 99 ）0. 00 6. 19
（1. 43）0. 00
N 88 48
df 0. 14 0. 08
模型 χ216. 81＊＊＊ 4. 82
p0. 001 0. 186
#p＜ 0. 1 ；*p＜ 0. 05 ；＊＊p＜ 0. 01 ；＊＊＊ p＜ 0. 001 。
从表 6中的两个模型可以看出，客观的阶层特性对 “
是否成为高层欣
赏者”这一层的解释力较强，但对高层欣赏者间的分化，解释力则非常欠
缺。从模型1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是否成为 “
高层欣赏者”有显著的
影响 （p= 0. 028 ）。受教育年限每增长 1年，成为 “
高层欣赏者”的发生
比就增长1. 32。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人所拥有的文化资
本（Bourdieu，1977）。由于广场舞参与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停留在中等教
育，这个模型似乎在显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文化资本积累 （受教育
年限） ，较之于日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音乐品位层次的形成有更显著的
作用。并且，从模型 1的卡方值的显著性可以看出，这个模型整体的解释
力较强。
模型 2中较为显著的自变量则为 “
社会经济地位分”，说明当欣赏层
次迈上一个台阶后
，“
高层欣赏者”间的分化更多是被成年以后的社会经
济地位所影响的。此处，社会经济地位分每增长 1分，成为 “
杂食的高层
欣赏者”的似然比则增长0. 93，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地位分越高，越有可
25 中国研究 第22 期
①模型 2的因变量中
，“杂食的高层欣赏者”取值为1，“挑食的高层欣赏者”取值为0。
能成为 “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解释这一现象需要回到欣赏者分类的构建
过程。在前文的分类推理过程中，基于研究中观测到的实际现象，有一个
重要的假设是
：“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形成的原因是，对自己喜欢的艺术
的关注占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例如奔赴各艺术场馆、去培训班学习
等） ，导致其涉猎其他艺术形式的机会减少。那么，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显然是花精力去关注各种艺术活动的基础，这种精力的集中很可能使这些
人真的忽略了自身爱好以外的其他艺术形式，所以最终使其成为 “
挑食的
高层欣赏者”。不过，由于模型2整体的显著水平不高 （p= 0. 186） ，这一
论断的实证基础并不算太稳固。模型 2显著水平不高的原因可能是，根据
欧美的相关研究的经验，在职业的层次之外，还有一个决定音乐与其他类
型的审美层次的关键变量是职业的类型 （例如经理、工程师等）。也就是
说，同一层次间不同性质的职业在品位取向上存在差异 （Peterson and
Simkus，1992；Peterson and Kern，1996）。但由于本次研究中的高层欣赏者
样本过少，很多职业都没有抽到，因此，本次研究的实证资料不适宜用来
检测职业类型对音乐品位分化的影响。但从这两个模型来看，广场舞参与
者的音乐品位差异确实受到客观阶层特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能够通过理
论和现实来解释的，并且其趋势与现有的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相符 （Bour-
dieu，1977；Peterson and Kern，1996；DiMaggio and Useem，1978；Katz － Ger-
ro and Shavit，1998 ）。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涉及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上海市中心城区广场舞参与者
的音乐品位差异做总体状况的描述；第二部分为这种音乐品位差异与客观
的阶层特性的关系的研究分析。基于在上海市中心城区所进行的问卷调查
中的女性样本，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根据是否喜爱高雅艺术，可将广场舞参与者划分为 “
高层欣赏
者”和“
低层欣赏者”。进一步地，由于对特定种类的高雅艺术的偏爱会
导致欣赏者无暇参与其他艺术活动，因此喜爱音乐与舞蹈的总数受到喜爱
的高雅艺术数量的强烈影响，喜爱的高雅艺术数量越少，这种欣赏者的爱
好就越趋向于挑剔和专注，越容易成为 “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所以，结
合“
喜爱音乐与舞蹈的总数”与“
喜爱的高雅艺术数量”这两个变量，高
层欣赏者的分类方式为：当喜爱的音乐与舞蹈总数小于或等于10 时，将其
35
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研究
划分为 “
挑食的高层欣赏者”；当该值大于 10 时，将其划分为 “
杂食的高
层欣赏者”。
第二，与全国同年龄群体做比较，广场舞参与者的受教育程度偏高，
出生年向1950 年至 1959 年集中，但社会经济地位的特征与全国水平非常
相似。并且，客观的阶层特性对广场舞参与者音乐品位差异有一定影响。
根据 logistic 回归的结果，受教育程度对音乐品位差异的正向影响非常显
著。但对于高层欣赏者间的分化现象，除了社会经济地位具有一定影响力
外，尚缺乏足够强有力的解释。
本文借分析广场舞参与者的音乐品位的现状，还探讨了一些涉及广场
舞现象的发展与流行的本质性问题。综合全文的数据收集与结果分析过
程，可以进行如下思考。第一，从广场舞参与者的音乐品位与社会经济地
位的分散性中可以窥见，广场舞的参与者确实是异质性很强的群体。所
以，广场舞现象的本质似乎离一种专门的 “
艺术活动”越来越远，这正可
以证明广场舞现象发展和流行的主要原因不是艺术品位上的共同追求，而
是一些更偏向心理、社会层面的需求。从这个视角来看，本文所进行的研
究是 “
广场舞不能仅用艺术活动的常态来衡量”的一个直接正面证据，对
判定广场舞活动的性质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从广场舞参与者的年龄段的
特性可以看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广场舞的理解不同。尤其是对于 1940 年
至1959 年出生的参与者的生活来说，可能有着完全异于其他群体的、非常
重要的意义。政策执行者在制订与广场舞相关的政策时，需充分理解这个
群体的特殊心态。
本次研究的方法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不得不承认的是，
限于研究条件，本次研究中最终进入分类和模型的样本量 （N= 98）过少，
使得很多更深层的分析无法进行。此外，在问卷设计方面，由于中国的各
类传统艺术的地域性很强，并且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因此，在
中国几乎没有可能设计出一套能够推广到全国的、用于测量艺术欣赏情况
的量表。所以，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其实是互为决定因素，也
是互相制约的。一方面，研究对象决定了问卷的内容和结构。因为研究对
象的居住地为上海市中心城区，并且出生年多处于1940 年至 1970 年，基
于研究对象的这两大特点以及前期的试调查，问卷中关于具体音乐种类的
题目必须以江南地区经常能接触到的传统音乐和中西方现代流行音乐两者
并存的结构来编排。另一方面，这份问卷的设计过程决定了它仅适用于上
海市中心城区的居民，一旦脱离这一地区，这个问卷中所涉及的音乐种类
45 中国研究 第22 期
往往会遭遇问卷填答者的 “
审美经历盲区”，效度极低。在未来的研究中，
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入探讨广场舞发展和流行的真正原因，并且希望能有更
好的研究条件，收集更多的样本，最好能在更多的地区进行实践，发现更
多广场舞现象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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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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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s“Sexual Apathetic Style”. C ompared to its apathetic design，ho w ever，the high pre-
mium is by no means apathetic，wh ich stimulates reflection on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m ot iva-
tion behind its unusual po pularity. Based its analysis o n the C ultural C apital Theory and the Sign
Critical Theory，the article studies image strategy and users’behavio r o f M U JI，m eanwhile a-
dopts interview s and com munication records in online com munities where “M U JI Fans”flo ck
as auxiliary proof，trying to dem on st rate th at middle class y ouths use M U JI （or similar prod-
ucts）for Self － gift G iving，partially because they regard the certain style as a sign of the high
quality life of bourgeois，thus hire the brand as an agent to “pretend”to lead such life. While
the signal meaning of the style gradually depreciates，the agency status of the Sexual Apathy will
be doo med to be replaced by new fashio ns.
Key Words：M U JI；Sexual Apathy；C ultural Capital；agent
Taste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Square Dancing Participants：A Case Study on
Square Dancing Participants in Central Shanghai Yu Jiaxuan / 37
Abstract：Based on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theo ries，this paper studies the taste classification
of square dancing participants in central Shanghai. Some main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 1）
According to the v ariable “like highbrow art or not ”，the square dancing participants can be
divided into “higher audience”and“low er audience”. M o reover，“higher audience”can be
divided into “snobs”and“omnivores”.（2）Co mpared w ith po pulation in similar situation
in the w ho le C hina （the same age gro up） ，the birth year of square dancing participants tended
to co ncentrate o n 1950 － 1959，and they tend to have higher education level，but their social
econo mical status is similar to the same age group （square dance participants born after 1950
have homogeneous variance w ith the same age gro up，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means is not
significant）. Education level affects the classification o f “higher audience”and “low er audi-
ence”mo st significantly，and social econom ical status affects the division of higher audience
mo st significantly.
Key words：Square dancing participants；Taste classification；O bjective strata characteristics
Papers
A Ｒesearch on the Unequivalence of the Ｒural Generation Exchange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Di Jinhua，Li Jing，Zhong Zhangbao / 58
Abstract：Based o n an analysis of the non － equivalent exchange in transformative rural
China，the cause o f this phenom enon is discussed. T 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 s. W hile the re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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