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

Abstract

與西方主流媒體不同，中國媒體傾向於正面報導社會運動，並積極介入運動。而媒體本身的改革就是一場社會運動。通過三個案例分析，本文認為中國媒體與社會運動的緊密關係，根源於中國政府上沒能建構一個廣為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儘管中國新聞仍不具獨立性，且在商業化背景下妥協與權威體制，但新聞從業人員在價值觀上與體制的格格不入使他們對揭露社會黑暗問題懷有熱情。該關係沒未因商業化及政府對媒體控制手段的提高而根本性改變。

Full text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
林芬、趙鼎新
林芬，芝加哥大學博士生，研究領域包括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政策和技
術創新的傳播等。電郵：fenlin@uchicago.edu
趙鼎新，1996 年起執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目前為芝加哥大學終身
教授，人民大學吳玉章特聘講座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和
歷史社會學。電郵：dzhao@uchicago.edu
摘 要
與西方主流媒體不同，中國媒體傾向於正面報導社會運動，並積
極介入運動。而媒體本身的改革就是一場社會運動。通過三個案例分
析，本文認為中國媒體與社會運動的緊密關係，根源於中國政府上沒
能建構一個廣為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儘管中國新聞仍不具獨立性，
且在商業化背景下妥協與權威體制，但新聞從業人員在價值觀上與體
制的格格不入使他們對揭露社會黑暗問題懷有熱情。該關係沒未因商
業化及政府對媒體控制手段的提高而根本性改變。
關鍵詞：意識形態、 霸權、社會運動、新聞傳媒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六期（2008 ）： 9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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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2008)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China:
A Relationship without the Constraint of
a Hegemonic Culture
LIN Fen
ZHAO Dingxin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western mainstream media, Chinese news media not only
tend to positively report social movements but also are frequently involved in
move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a in itself is a social movement.
By analyzing three recent cases, we argue that Chinese media report social
movements this way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construct
a hegemonic value system with which most Chinese identify after the decline
of the inuence of communist ideology in China. Even though Chinese news
media is still not independent and tend to comprise with the state from time
to time,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journalists’ value orientation and ofcial
ideology maintains the radical nature of Chinese news media. With the rise of
media commercialism and change of state control measure, such a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 has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d in
China.
Keywords: Ideology, hegemony, social movement, news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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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新聞媒體對社會運動特別是與之意識形態相左的社會運
動往往會採取不予報導。當不得不報導這些社會運動時，西方媒體則
傾向於瑣碎化與妖魔化這些社會運動。因此，在對現有體制的挑戰性
程度而言，西方的主流媒體具有相當的保守性（Gitlin, 1980; Molotch,
1979）。而在中國，新聞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卻與西方模式大相徑庭。中
國媒體通常在社會運動的初期就會努力試圖衝破種種阻礙對社會運動
作出支援與正面報導，媒體甚至會積極介入社會運動，並以社會運動
相近的形式集中報導一些社會問題以對現狀作出衝擊。從一定程度上
說，中國改革過程中媒體的發展就是一場社會運動。本文認為這種媒
體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差異與一個社會中是否有著能被國家精英和知識
精英共同認同的霸權性文化有著緊密的關係。資本主義、自由主義與
民主政治在西方世俗意識形態上的霸權性地位為西方媒體的保守性奠
定了思想基礎。而在中國，共產主義價值觀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失去其
霸權性地位，而其他價值觀念又不能取而代之。由此產生的霸權文化
的缺失使得中國記者與西方的同行相比對揭露社會黑暗問題有著更大
的熱情，更願意從體制與社會結構中尋找社會矛盾的根源，並且更有
激情為他們所嚮往的社會價值和制度安排的實現作出努力。
本文首先簡要闡述為甚麼霸權文化的存在與否是導致西方媒體保
守性和中國媒體激進性的關鍵，然後轉為分析在缺失霸權文化的情況
下，中國新聞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形成及其發展。我
們首 先 描 述 中 國 媒 體在八九學運期間與政府的直接衝突。隨後分析
九十年代以來商業化新聞的產生、改革的發展及中國政府對媒體控制
手段的提高如何改變了媒體生態和變更了新聞行為的邏輯。最後，本
文通過分析近年來發生的反廈門修建化工廠運動，反怒江建壩運動和
新聞揭黑運動中新聞媒體的表現來闡述在政府與媒體的新型關係下中
國新聞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不變關係。
「霸權文化」與媒體性質
在西方社會，主流新聞對於公共輿論有著很大的建構作用，百姓
們對於自己身外事情的瞭解基本上是靠媒體報導，一個沒有被報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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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就如同一個沒有發生過的事件（Gamson & Modigliani, 1989;
Lang & Lang, 1981; Pride, 1995）。因此，西方的社會運動組織十分重
視獲取媒體的報導，哪怕是負面的報導。媒體報導是社會運動傳播其
思想及主張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渠道，是社會運動動員大眾和尋求同盟
的有力武器，是取得社會同情和從輿論上擊敗對手的法寶
（趙鼎新，
2006：第12 章）。
西方大部分學者認為西方的主流媒體具有很強的保守性。西方
主流新聞媒體基本上是新聞源的一個傳聲筒（Gans, 1979; Bennett,
1990）。如果一則新聞與政府有關，媒體報導往往代表了官方的意見
（Sigal, 1973），這種現象在國際報導中尤為普遍。在面對反對現體制或
者有較大改革訴求的社會運動時，西方的媒體都傾向於視而不見。即
使當一個媒體必須對這樣的運動加以報導時，它也會有意無意地對該
運動的目標和規模加以歪曲，並著重渲染運動中所出現的一些為主流
價值所不能接受的口號和行為（Gitlin, 1980；Molotch, 1979）。
學者們對於西方媒體的保守性有著不同的解釋。有學者從西方
媒體機構及從業人員的階級地位來解釋媒體的保守性（McChesney,
1997）。他們認為西方的主流媒體都是由大財團所控制，新聞記者受的
是精英教育，他們在多次的問卷調查中都認為自己的經濟收入和社會
地位屬於中產階級（Johnstone, et. al., 1976; Weaver & Wilhoit, 1996），
因此所生產出來的新聞自然就代表了其階級的觀點和利益。這種階級
歸屬感不僅加強了主流白人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而且以此為基礎形
成了他們的「專業主義」取向，甚至是美國主流媒體中的「自由化偏見」
（Lichter et. al., 1986）。也有學者認為西方媒體的保守性來源於新聞製
作的性質和新聞組織內部的社會壓力
（Breed, 1955; Schudson, 2002）。
在利潤的壓力下，西方媒體有著體制性的人手不足。在沒有能力進行
耗時的調查時，西方媒體生怕報導有誤而被起訴，因此落筆謹慎，並
在報導中大量引用與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方淵源很深的「專家意見」
（Soley, 1992; Tuchman, 1972）。當人手不足時，記者就會集中在最可
能產生新聞的政府機構。為了能搶先取得新聞，記者必須與有關政府
官員搞好關係。媒體的缺人手也給了政府以機會。西方政府新聞發佈
會的材料一般以新聞搞形式寫成，媒體也往往稍加修改就加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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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就成了政府觀點的傳聲筒（Epstein, 1973; Fishman, 1980）。西方也
有學者強調媒體的保守性根源於新聞的商業化。商業化新聞必須依循
主流文化和大多數人的觀點，否則就會造成收視率和訂閱量的下降以
及廣告收入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廣告收入不僅僅取決於收視率或訂
閱量，而且取決於收視者及訂閱者的購買力。富人的購買力強，面向
富人的報紙和電視節目的廣告費就昂貴（Herman & Chomsky, 1988）。
基於上述原因，主流媒體的編輯經常要求他們的記者在寫報導時面
向有巨大購買力的讀者，這也造成了西方新聞的保守性（Ryan, 1991:
121–22）。
以上對於西方媒體保守性的分析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當我
們把中國媒體在九十年代以來的表現納入比較視角的話，這些理論的
局限性就顯示了出來。中國新聞商業化在九十年代興起後，記者的收
入成倍增長，擠入了社會中上階層行列，中國媒體也同樣越來越面臨
制度性的人手短缺，並且廣告收入同樣成了各類媒體存活和發展的關
鍵（ Zhao, 1998）。儘管商業化的發展並不能使中國新聞完全獲取其獨
立性
（Ma, 2000; Pan, 2000; Huang, 2001），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讓新聞
媒體妥協成了一部軟性宣傳機器（He, 2000b; Zhao, Y., 2002; Lee, He &
Huang, 2006），但是，中國的新聞直至今天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它
對體制的批判傾向及對社會運動的天然同情。新聞媒體不僅傾向於正
面報導社會運動，而且試圖從體制的角度分析社會運動產生的原因，
並試圖提供體制改革的建議。這種對社會運動的同情在八十年代體現
為以精英式的啟蒙性話語對體制進行總體性批判，
而到九十年代中後
期開始則複雜化成以大眾性文本進行局部性的，選擇性的批判。這樣
的傾向性與國家— 社會關係的轉變相關，體現在各樣的社會運動中，
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公共衛生事件、以及自
然和人為災難等（Zhao, 2001, Sun & Zhao, 2007; Lin, 2008; Lin & Zhou,
2008）。
我們認為，導致西方媒體保守性的最為根本的原因是作為西方世
俗社會意識形態基礎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在目前的世界
上仍然處於顛峰狀態。它們在目前西方是一個能為精英階層和大多數
中產階級成員所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這些價值觀的霸權性質是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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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體保守性的關鍵。在這些霸權性價值觀的主導下，西方媒體對
各類國際事物運用他們的觀念加以衡量和進行報導（比如西方新聞在圍
繞著當前西藏騷亂和奧運會火炬事件所運用的報導方式）。在西方國家
的國內事務中，霸權性文化的存在使得西方主流媒體的新聞記者即使
在面對重大政府失誤（比如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和美國政府在卡特里
娜颶風面前表現出的無能）和重大社會問題（如美國的黑人問題）時，
所能提出的僅是建設性的批評和建議，而不是對西方體制和價值觀的
批判（ Zhao, 2001）。
相比之下，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雖然在物質生活質量上有了難以
想像的巨大進步，中國政府卻沒有能夠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大
大減低後構建出一個能為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正處於上升中的中產
階級所共同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和共識，或者說葛蘭西式的霸權文化
（Gramsci, 1971）。霸權文化的缺失給予了中國媒體的反體制傾向，使
得中國政府出於統治需要必須對媒體加以管理。但是這種管理則遭來
記者的抵制，並使公眾對媒體中關鍵性的政治新聞不予信任。更為重
要的是，由於中國卻沒能在致富的道路上同時豎立起一個廣為接受的
核心價值，因此當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犯罪上升、道德淪殤等社會問
題開始嚴重時，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包括記者）之間就缺乏對話溝通
的價值基礎。就新聞從業人員而言，政黨新聞模式已經開始失去其絕
對主導地位。而西方專業主義模式也不完全被接受，在其本土化的過
程中，它與政治體制和傳統的知識分子士大夫精神等元素共同塑造著一
個還未成型的中國新聞模式（He, 2000a; Pan & Chan, 2003; Chan, Pan &
Lee, 2004; Lin, 2007b ）。這種共同價值基礎的缺乏正是中國媒體的反體
制傾向，以及中國媒體與社會運動的緊密關係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關鍵。
八十年代的新聞與社會運動
七十年代末，
文化大革命極左政治所帶來的教訓以及國家財政經
濟的極度困難迫使中國政府發動改革。在經濟改革所帶來的寬鬆環境
下，在記者們尋求新聞開放的努力下，中國新聞報導逐漸走出了文革
時代的極左局面。在七十年代末乃至整個八十年代，中國記者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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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極左思潮及其危害為己任，發起了以去毛澤東時代極左思潮及其
危害為目地的「真理問題大討論」
，「馬列主義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
化問題的大討論」，「新聞的人民性和黨性關係的討論」，以及在八十
年代中期出現的中國文化批判。但是，雖然這些新聞開放的動力往往
來自於黨內的改革派，其目的也更像同一價值觀下的忠誠反對，這些
改革派的行動仍然引來了中共黨內左傾及穩健勢力的反對，並導致了
1983 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和1987 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雖然
這兩次運動均在改革開放的大形勢下不了了之，其後果是把一批黨內
改革派和黨內知識分子推向持不同政見者，成為眾人心目中的英雄，
並使廣大民眾對中共的做法感到沮喪。因此，雖然中國新聞在八十
年代不斷走向開放，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記者）與政府的關係卻在
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上也迅速地喪失了其統治地位（Lin,
2006）。八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遇到了挫折，通貨膨脹、腦體倒掛以及官
僚腐敗等問題馬上成了媒體關心的核心問題。大量的負面新聞迎來了
「球籍問題大討論」
和「河殤熱」。這些都為八九學運的爆發提供了關鍵
的輿論和思想準備（ Zhao, 2001）。
在八九學運中，霸權文化缺失下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得到了充
分的體現。學運伊始，政府對於新聞報導嚴加控制，而記者卻努力擺
脫政府的控制。許多記者自發地收集運動的第一手信息，寫出關於運
動的正面報導，敦促主編們發表他們的文章，並在部分報紙中取得成
功。當欽本立在《世界經濟導報》報導北京紀念胡耀邦的討論會問題上
與上海市委產生對抗並在4月26 日被上海市委解除報社主編職務後，
記者對欽本立的聲援構成了八九學運的重要組成部分。記者們不但與
體制進行對抗，還在體制內進行遊說。黨內權威老報人胡績偉以西方
新聞和社會運動的關係為例，給趙紫陽講解了自由新聞可以有效地緩
解並轉移人們的不滿，同時也可以減少政府的失誤。於是，趙紫陽在
5月5日會見胡啟立和芮杏文
—
當時兩位主管媒體和宣傳的最高官
員
—
說，「把對遊行的報導放開一點，新聞透明度提高一點，風險不
大」。
「不公正的媒體報導是導致學生運動升級的主要因素」於是成了
記者的共識。在5月13 日學生絕食開始後，中共對媒體在一段時間內
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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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獲得了「自由」的媒體並沒有如胡績偉所言能幫助中共緩解並
轉移社會不滿情緒。當中共意識形態失去了霸權地位後，記者們因為
在價值觀上傾向於學運中提出的民主、自由、法制等口號而選擇了對
學運進行完全正面的報導。比如，5月13 日學生領袖與中共官員在統
戰部有一次長達數小時的對話，對話中學生發言人一個個長篇大論，
但內容卻與對話主題經常無關，列席代表要麼徑直發言介入對話，要
麼不停地遞條子催促發言人提出他們認為更為重要的問題，學生代表
們甚至為搶麥克風而發生打鬥，對話就在混亂中不了了之。國內重要
媒體記者都在場準備報導這一歷史事件，但是記者都對學生表現極度
失望，並因為害怕學生運動形象由此受損而自覺地選擇了不報導這次
對話，使得大多數北京市民都不知道有這場對話的存在。在學生絕食
期間，許多記者在寫完了稿件後首先交給學生過目，聽取建議並修改
後才加以發表。當時整個媒體的口徑是一致的：這場運動是愛國的、
民主的，學生是理性的、有秩序的，政府是頑固的、優柔寡斷的、
不講情理的，而人民則都是支持和同情這場運動的（Zhao, 2001: Ch.
10）。這一新聞框架大大提升了學運在北京及全國市民中的地位，迎來
了5月17、18 兩日內數百萬市民在天安門前的聲援，把學運推向了高
潮，同時也給學運造成了一個騎虎難下的局面，促進了八九學運的悲
劇性發展（ Zhao, 2001）。
分化性國家社會關係下新聞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中國的國家與社
會的關係以及國家與媒體的關係在市場經濟下日趨複雜。九十年代以
來的經濟成功並沒有為政府帶來一個廣為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主流
媒體對體制的挑戰性仍在缺失霸權文化的狀態下得以延續。但是，市
場經濟和商業化新聞的發展分化了國家與社會在計劃經濟下結成的簡
單關係。在收視率和訂閱量的壓力下，新聞人員不得不在關注政治的
同時把相當的精力轉移到經濟效益和同行競爭等問題上，這就導致了
新聞媒體利益的分化。同時，中國社會在飛速的經濟發展中不斷走向
開放，商業化新聞下的新聞工作人員的收入也在快速提高，他們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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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開始有房有車，享受著新型中產階級的生活。在社會的總體進
步和個人的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像八十年代時那樣與政府對抗以尋求
激烈政治變革的做法在目前中國記者中已不流行。更為重要的是，在
商業化新聞下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手段也逐漸從積極打壓轉變為多元防
範。經濟軟控制手法被廣泛採用，對不同新聞政府也採用了不同控制
手法。政府的多元新聞控制手段導致了知識分子（及記者）對諸多社
會問題看法的多樣化，知識分子不再享有一個共同的聲音。同樣重要
的是，中國政府的靈活和多元的新聞控制方法還變更了新聞行為的邏
輯，使得國家和媒體的關係在九十年代後變得更加複雜。要瞭解九十
年代後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關係，我們必須首先對該期間政府和媒體
的關係有一個瞭解。以下，我們從國家控制、媒介生態和新聞行為邏
輯這三個方面簡要介紹在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國家與媒體之間形成的新
型關係，以及這些發展對媒體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影響。
多元的政府控制
政府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在九十年代開始由單一的行政控制轉變為
多元調控，主要包括組織上的人事控制、經濟軟控制和對新聞產品的
終端控制（ Lin & Zhou, 2008）。
九十年代前，政府通過「單位體制」對新聞業這一「黨的喉舌」實行
半軍事化管理（周翼虎，2008）。通過「黨管幹部」的原則，政府掌握對
新聞機構各級負責人的任命權，從而控制了至關重要的事前審稿發稿
權。同時，由於自認為持有意識形態的優越性，對於記者中出現的「異
端思潮」，政府往往會進行攻擊性的批判。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政府
不再對在媒體中出現的「異端思潮」發動像八十年代時那樣的攻擊性批
判。他們終於懂得了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不在的情況下，
這樣的批判只會導致新聞從業人員和百姓的普遍反感，從而把他們推
向政府的對立面。同時，在新的形勢下，政府已經沒有能力通過財政
撥款來有效地養活一個日益龐大的宣傳隊伍，因此不得不把媒體推向
市場。但是，中國經濟的成功給了走向市場的媒體一個意想不到的生
命力。早在 1998 年，絕大部分中國媒體已經不再依靠任何財政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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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媒體經濟一躍成為中國第四大利稅行業。這些新的發展促使了
國家新聞控制方式的改變。
除了保留對敏感新聞領域的政治硬控制外，中國政府著手建立了
經濟軟控制。首先，政府放棄了對娛樂性和非政治性新聞的控制。流
行歌曲及時尚等等再也不會像八十年代時那樣被批判為資產階級靡靡
之音和腐朽生活方式了。其次，由於新聞媒體的基礎資源
—
如頻
道、頻率、版面、書刊號等傳播渠道
—
仍然屬於國有，政府就利用
這些壟斷資源來支配媒體的行為。他們的手段之一就是軟性懲罰（如取
消頻道、減少版面和書刊號）（周翼虎，2008）。由於這些懲罰將直接影
響到整個新聞機構全體從業人員的經濟收益，挑戰政府的「極端」行為
就可能會招來他人的怨恨。同時，受到軟性懲罰後一個新聞機構在市
場上的競爭力就會下降。為了在激烈的同行競爭中存活和發展，媒體
從業人員就不得不有所約束。
中共媒體控制手段的某些變化還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內部的利益
差異和機構分化的一個非企及結果
（Lin, 2007a；
Sun & Zhao, 2007）。
改革開放中，國家權力在中央各部委內部及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多次重
新分配；九十年代以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帶來了中央各部位以及中央
和地方政府之間在利益和視角上的日益不同；同時，雖然同處開放環
境，不同政府部門所受到的國際輿論壓力和對國際形象的重視也完全
不同。這使得政府各機構在許多具體問題上不再能保持一致，從而帶
來了九十年代以來國家與媒體關係的巨大變遷。
中央與地方的微妙關係更是體現在諸多地方職能部門的運作方式
上。 它們並非理性行政的獨立的科層部門，而具有地方政治化、依附
性和部門利益化三大特徵。當中央與地方之間出現矛盾分歧的時候，
地方職能部門在夾縫之中往往聽命於地方黨政主要領導，因此參與社
會運動的民眾也就選擇選擇地方黨政部門而非職能部門作為訴求對
象，從而將本可以在職能部門解決的技術性，行政性問題演化為政治
問題。從媒體角度而言，在這樣的體制結構下，其制度性批判也就由
總體性批判轉變為局部性甚至地方性批判。比如在2001 年的南丹礦難
中，中央與地方政府對礦難的不同態度給了媒體以機會，使得媒體在
礦難報導中獲得了一個關鍵性的突破；而在2002–03 年SARS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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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地方政府的隱瞞卻使得中央政府及有關部委在國際上受到了巨大
壓力甚至是屈辱，國內民間人士及記者在這樣的機會結構下進行抗爭
從而使得中國新聞在SARS及其整個災難報導的方式發生了改變（Lin,
2008）。關於這一點，本文還會進一步加以分析。
分化的媒體生態
政府的多元控制手段引來了知識分子和記者的多元反應，再加上
90 年代以來知識精英和記者經濟地位的迅速改善，這些都加速了知識
精英內部價值理念的分化。 自由主義者、經濟自由主義者、左派、新
左派、民族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等等，從經濟改革，到社
會福利措施到對外政策，知識精英們不再有八十年代時那種統一的聲
音（Wang, 2003; Zhao, 2001, 2003）。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媒體生態也
不斷走向複雜化和異質化，其主要表現為媒體組織功能的分化以及記
者群體的分化。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新聞媒體是「事業化單位，企業化運作」。這就
註定了它們要在政治邏輯和市場邏輯之間徘徊。九十年代初期，早報
與晚報的分工就是試圖平衡這兩種不同邏輯的一種嘗試（Zhao, 1998;
Huang, 2001; Lin, 2006）。早報作為國家宣傳機器而存在，而晚報則以
爭取市場分額和廣告收入為主要目標。然而早晚報收入的差異使得早
報又開始分化出週末報，隨後又有了都市報。至九十年代末，這一在
商業化新聞下形成的黨報與非黨報的分工在記者、讀者和消費者中被
普遍接受。近年來，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新型和傳統媒體之間的競
爭和「合作」成了媒體生態的一道新的景觀。當前諸多社會運動往往是
由新型媒體來傳播消息，並在得到普遍關注後借助傳統媒體在體制內
的地位和資源來推動運動的發展（ Lin, 2008）。
媒體生態的分化還體現在新聞從業人員的轉變上。八十年代記者
在理論上屬於體制內人，他們的行業責任不是挑戰政府，而是配合和
合法化政府的政策和工作。然而在九十年代，西方記者的職業主義，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入世精神，中共新聞觀念都在商業化新聞的環境
下互相膠著塑造了新一代記者的價值理念（Lin, 2007b ）。中國記者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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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承認他們已經分化為三個群體：「新聞官僚」、「職業新聞人」和「新
聞民工」。簡言之，「新聞官僚」為其自身在國家政治序列裏的排位而做
新聞；「職業新聞人」為新聞而做新聞，「新聞民工」們則為收入而做新
聞。這三群人對體制的依附程度強弱不一，使得一個掌握著公共話語
權的群體不再有簡單的共同話語結構。
新聞行為邏輯的分化
媒體的商業化、國家控制手段的改變以及媒體生態的分化又導致
了新聞行為邏輯的分化。根據主導邏輯的不同，目前的中國新聞可以
分為三個領域：
黑區、灰區和白區
（Lin, 2008）。 黑區新聞是禁忌和
高度敏感新聞（正面新聞如對中共核心政策和高層人士的報導；反面新
聞如對中共高層領導人及中央關鍵性政策的批評，及對中國政治體制
的全面批判，等等）。 該區域內新聞行為遵循政治邏輯，與官方立場不
能保持一致的報導將會受到制裁。 白區新聞則是非政治化新聞以及不
涉及重大利益衝突的新聞。演藝明星的花邊新聞、生活時尚、文學藝
術、等等，均在此列。在讀者需求的壓力下，市場機制就成了白區新
聞行為的主導邏輯。介於二者之間是灰區新聞，其中包括對地方官員
腐敗的揭露，對自然和人為災害的報導，對某些政府行為和非關鍵性
政策的批評，及對種種社會問題的報導與分析。灰區的邊界有高度的
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中國的宣傳口徑沒有灰區新聞這種提法，宣傳部
門對灰區新聞也不可能有明確規定，因此從業人員大多依據經驗與自
己的價值傾向而動。小部分記者在灰色區域新聞行為上仍保留了八十
年代的風貌，運用反政治邏輯，進而有著進入黑區成為異見人士的傾
向。違背職業道德利用灰區新聞為個人牟利的行為也不乏其人，記者
的社會形象因此也從八十年代的「鐵肩擔道義」
的英雄幾乎蛻變成了社
會公害，即所謂的「防火、防盜、防記者」。然而，更多的記者則運用
市場邏輯，在經濟利益驅動下策劃灰區新聞。
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在新聞商業化、國家控制手段多元化和軟
性化以及媒體生態的分化的驅動下，中國媒體發展形成了白區新聞制
度化（以市場邏輯為新聞行為的主導邏輯）和黑區新聞的邊緣化（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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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時而有記者和持不同政見者闖黑區，比如何清漣對中國新聞制度的
批判，焦國標對中宣部的批評，等等）。中國的大部分記者面對持續的
經濟發展不再急於與政府進行八十年代時那種攤牌式的對抗。這就使
得灰區新聞成了中國新聞變遷的生長點。中國記者利用灰區的模糊性
不斷「打擦邊球」，他們時而觸礁而受到政府制裁，時而成功從而加大
了中國新聞自由的空間。
灰區新聞和「打擦邊球」在目前中國新聞發展中的重要性決定了中
國新聞在當前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任何社會不
滿都是針對國家的因而對政權具有很大的顛覆性（Zhao, 2001）。自九十
年代以來，市場逐漸成為支配社會生活的一個主要機制，社會變得日
益複雜。某一工廠或地區中人們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更取決的是某一特
定公司或地方政府的表現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行為。這就引來了社會運
動和集體抗爭事件的地方化和多元化，使得中央政府面對社會抗爭能
充當調停人而不是靶子的角色，使得中央政府能不再需要像八十年代
時那樣把有關社會運動和社會衝突的報導嚴鎖在黑色禁區內。社會運
動和社會衝突的報導由此從黑區新聞轉化為灰區新聞，記者們因此就
能通過「打擦邊球」的方式以較低的代價去支援甚至直接加入社會運
動，從而成了中國新聞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以下，我們將通過三個
具體案例來簡要討論灰色新聞域下中國的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我
們的分析將集中於三個方面：一是以廈門反修建化工廠為例分析在一
個社會運動興起後媒體如何在灰色新聞域下積極報導與支援該運動並
促進了其成功。一是以反怒江修壩事件為例展示媒體和社會運動的盟
友關係。一是通過媒體新聞揭黑這一現象、從媒體角度來分析新聞揭
黑作為一場媒體社會運動是如何在中國取得突破的。
反廈門PX項目：社會運動和媒體報導
廈門海滄PX項目是由台灣騰龍芒烴在廈門的投資，PX學名為二甲
苯，是重要的有機化工原料。該項目總投資額達108 億元人民幣，選
址於廈門市海滄台商投資區，投產後年工業產值可達800 億元人民幣。
2004 年2月國務院批准立項，2005 年7月國家環保局審查並通過了該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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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六期（ 2008 ）
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國務院發改委將其納入「十一五」
PX產業規
劃7個大型PX項目中，並於 2006 年7月核准通過項目申請報告。原定
2007 開工。鑒於PX是高致癌物且產區距廈門市區與居民住宅區較近，
廈門大學化學系教授、政協委員趙玉芬在2007 年3月攜 104 名政協委
員提案建議PX項目遷址，此提案一經媒體披露，立刻引來廈門人的關
注，尤其是在海滄「未來海岸」買房的業主，更是憂心忡忡。隨後，PX
的帖子在網上成為熱點，有些帖子內容還以手機短信形式在廈門市民
中廣泛流傳。短信號召市民們在6月1日到市政府「散步」，抗議PX項
目。
廈門政府很快做出了反應。為了阻止「散步」遊行，廈門市環保局
局長在5月28 日的《廈門日報》上回應關於PX項目的環保問題。次日，
負責PX項目的騰龍芳烴（廈門）有限公司總經理林英宗博士又在《廈門
晚報》試圖以科學為基礎解釋有關PX的一些問題。5月30 日，廈門市常
務副市長丁國炎召開新聞發佈會正式宣佈緩建PX項目。但是政府的以
上妥協並未說服廈門市民。6月1日，集體「散步」遊行在員警觀察下如
期舉行。廈門環保組織對反PX項目運動有過支持，然而集體「散步」未
曾按規定提交申請，理論上有違法之嫌，環保組織決定在「不組織，不
反對」
的策略下與「散步」保持距離。這就為「散步」遊行帶來很大的自
發性。幸運的是，在「散佈」中湧現出來的一些領袖人物對遊行的有序
進行做出了很大貢獻。特別是一個曾參與過保釣運動老將，他運用之
前多次加入和組織社會運動的經驗、把「散步」遊行群眾引向非商業區
以減低其對市民生活的干擾，同時他再三敦促「散步」群眾自製以防打
砸搶事件的發生，這些都為「散步」遊行的平和結局提供了保證。廈門
地方政府的克制也為遊行的平和結局創造了條件。在政府官員裏，雖
有異地為官者以政績為重，大部分地方官員在情感上並不願意因為PX
項目而損壞廈門「聯合國最佳居住城市」的地位。同時，奉命維持秩序
的員警大部分為當地居民，他們中許多人同情這場運動，這就使得連
在「散步」中因為越軌行為而被拘捕的市民也能在短期拘留期間備受禮
遇（劉向暉、周麗娜 ，2007）。
與隨後將要討論的兩個案例不同，媒體並不是反PX運動的發起
者。但是，一旦當該運動進入記者的視野後，媒體馬上投入加以支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
107
持，並為運動的成功作了不可忽視的貢獻。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的三
個案例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媒體的報導空間乃至於整個運動的成
功與否，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於政府中某些部門的支持，而這些支持
的基礎則來自當前中國新型國家和社會關係下政府各部門之間在利益
和立場上的不同。
趙玉芬提案後，廈門當地的媒體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下保持了沉
默。但是，不受廈門政府控制的異地媒體卻大膽介入捅破了對PX運動
報導的限制。這一隔山打牛模式是《南方週末》的發明。九十年代中期
後，《南方週末》開始利用廣東媒體的相對開放這一特點多次運用異地
報導的方式對其他地區的政府進行新聞監督。幾年後這一模式逐漸擴
散，被廣泛運用。2007 年3月12 日，《中國化工報》發表〈百名委員建
議廈門海滄PX項目遷址〉。三天後，《中國青年報》發文〈建議廈門一重
化工項目遷址〉。此後到5月中下旬，異地媒體如《第一財政金融報》、
《中國商報》、《中國保險報》等等都對該事件有報導，但是大發行量的
主流媒體在這一階段對該運動的報導十分有限。儘管如此，有關廈門
PX項目的內容在網絡媒體上被廣泛轉載。號召反抗PX項目，進行集體
散步的短線更是在QQ群，MSN和手機短信等傳播載體裏迅速流傳。 與
新聞媒體報導不同的是，這些短信不需講客觀性，它們煽情、宣洩，
一些內容被政府認定為「謠言」。
新型媒體中的輿論給了主流媒體以壓力和動力。 5 月30 日，《南方
週末》頭版發文〈百億化工項目引發劇毒傳聞廈門果斷叫停應對公共危
機〉，引發全國對此事件的關注。6月1日開始的為期兩天的「散步」遊
行與《南方週末》文章相得益彰將反PX運動推向高潮。
「散步」遊行成功後，當地媒體不僅僅開始大量報導圍繞著PX項
目而引發的爭端，而且在報導方式上也由強調工程的經濟效益轉為
強調市民的利益。到 12 月，環保總局第二個〈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出台
時，媒體對該運動的正面報導到達第二次高峰。這兒特別需要指出的
是在〈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出台後廈門網發起的公眾投票，結果是5.5 萬
票反對PX項目，僅3,000 票支持。在媒體和民意的壓力下，廈門市政
府在 12 月11 日以公開和隨機取樣的方式選擇並邀請了100 個相關人士
進行座談會。在與會者的普遍反對下，廈門市政府在會後公開宣佈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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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六期（ 2008 ）
停PX工程，反PX工程運動就這樣在新舊媒體的積極支持下取得了勝
利。
反怒江建壩運動：主流媒體與環保運動的一體化
隨著八九學運寒蟬效應的退卻，中國政府逐漸放鬆對民間團體的
控制。隨著自然之友在1994 年的成立，環保非政府組織（環保組織）在
短時間內得以迅速發展。九十年代發展起來的環保組織有兩個特點。
第一，相當一部分環保組織的積極分子是、或曾經是新聞記者。這使
中國環保組織在環境議題上幾乎控制主流媒體，使得中國的環保運動
與新聞報導有很大的一體性。第二，相當一部分環保組織的領導人物
在發起環保組織時都曾想刻意模仿前蘇聯和東歐的生態運動，積累體
制外政治力量，為中國的民主化轉型做準備；他們中許多人還有在美
國盤桓數年的經歷，他們領導的環保組織也得到美國相關組織的資金
資助。但是這些幾乎是起始於異見組織的環保運動，卻在數年內與中
國政府（特別是國家環保總局）的關係越來越密切。這裏面有許多原
因，最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和國家環保局都很需要環保組織的合作。
特別是國家環保局，雖然在1998 年被升格為國務院屬下的一個正部級
機構，它卻始終面臨如下結構性難題：1. 環保局是一個僅有300 來名
工作人員的小型部級機構，人手嚴重不足。 2. 它的職責不斷擴充，
因此與其他政府部門在職責界定上經常產生矛盾。3. 各地環保局成
員的工資由地方政府發放，他們受到國家環保局與地方政府的雙重領
導，並經常會在地方政府的壓力與國家環保局背道而馳（ Jahiel, 1997;
Economy, 2004; Schwartz, 2004）。4. 環保局所面對的一些經濟勢力在中
央和地方有著強大的人脈，環保局時常奈何不得。在這樣的情況下，
環保組織就成了國家環保局的天然盟友。對於環保局來說，散佈在全
國各地的環保人士是環保議題的創造者和新環境問題的發現者，同時
環保人士在體制外聲音和他們所控制的媒體則能給予國家環保局關鍵
的支援。對於環保組織來說，與國家環保局的合作能增強他們活動的
合法性和有效性。環保局的背景也使得環保運動組織者的行動更為大
膽。這就是為甚麼在反怒江建壩運動中環保人士甚至敢於動員外國非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
109
政府組織的支援。但是，另一方面，與國家環保局長期的合作使得環
保組織逐漸把自己的行動限制在制度允許的範圍內。特別是，由於經
常與中央政府的國家環保局並肩作戰，本來是准異見人士的環保人士
反而經常能領略政府的難處，並且也很難將他們的挫折遷怒於中央政
府。
怒江起源與青藏高原，在中國境內2,020 公里，其國際段命名為薩
爾溫江，匯入印度洋。2003 年3月，華能國際電力公司和雲南省政府
簽署〈關於促進雲南電力發展的合作意向書〉，準備投資1,000 億開發怒
江。根據這個規劃，怒江水電開發將沿江建成13 級電站，涉及到雲南
省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德巨集三個地區，總裝機容量達2,132
萬千瓦。2003 年8月，國務院發改委開會審議《怒江中下游流域水電規
劃報告》。會上，國家環保局的一位官員提出該規劃沒有經過環境影響
評估，不能通過。在他的意見未被採納後，該官員在休會時將消息透
露給民間環保活動家汪永晨。此後，汪永晨連同雲南的水利工程專家
何大明及環境新聞記者沙龍的成員一起提出了反對修壩，保護當地環
境的意見書。
該意見書遭到了雲南省政府的反對。怒江水電工程預計每年會帶
來數億元稅收，被財政困難的雲南政府視為「聚寶盆」。針對環境意見
書，雲南省政府責令省環保局組織了專家討論會，論證修壩計劃的可
行性。在反怒江建壩運動方面，國家環保局在環保組織的幫助下在9
月初召開了一個反對怒江規劃的專家會議。此後，雲南省政府與國家
環保局針鋒相對地召開了數次專家會議，雙方形成了辯論的勢態。此
間，汪永晨在中國環境文化保護協會的討論會上收集了62 個簽名抗議
怒江大壩計劃。在北京，全球環保村和自然之友也開始舉辦各式研討
會反對修壩。由於許多環保人士是主流媒體的記者，《中國青年報》、
《南方週末》、《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等重要媒體紛紛發表反對修
壩的新聞，雲南省政府在輿論上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2003 年11 月，
在一次在泰國舉行的國際水壩問題會議上，與會的中國環保人士在會
上動員了60 多個國家的代表簽署了一份反對怒江建壩的請願書，把
反怒江建壩運動推向國際舞台。正是在國際國內的壓力下，在主流新
聞所製造的輿論下，溫家寶在2004 年初出面講話指出「像怒江規劃這

11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六期（ 2008 ）
樣遭到環保人士多方質疑的大型水電計劃必須有更為細緻和科學的論
證」。怒江建壩計劃不得不暫時終止，反怒江建壩運動取得暫時的勝
利。
怒江建壩計劃的支持者並不甘休。他們一方面針對環保人士的批
判對建壩規劃進行修改，一方面在國際國內進行圈內運作積累力量伺
機對反建壩運動進行反擊。在 2004 年10 月由聯合國發展計劃署、世界
銀行和發改委聯合組織的大會上，各國代表紛紛支持怒江規劃，與會
的一位官員當眾宣佈溫總理已經同意怒江規劃13 個大壩中的4個在通
過環境影響評估後可以開工。不少反怒江建壩的人士也參加了會議，
但他們在整個會議中人數較少，且被打的措手不及。
反建壩運動遭到的更為嚴厲的反擊是來自一些民間人士，其中新
媒體（即方舟子手下的新語絲網）起了關鍵的作用，值得特別指出。雲
南政府在2005 年4月邀請何祚庥、陸佑楣、司馬南和方舟子等12 個著
名人士到雲南就怒江建壩事宜進行考察。此後，何祚庥和陸佑楣向中
央政府遞交了他們的請願信，支援怒江大壩工程。同時期相當一部分
雲南本地的水利、種植物專家也紛紛表態支持修壩計劃。在這場反建
壩運動的反運動中，方舟子及其支持者的作用最為關鍵。在雲南實地
考察後，方舟子及其支持者在多種場合抨擊環保人士在反建壩運動中
提出的觀點缺乏科學依據，並攻擊他們為偽環保人士。例如，有環保
人士說怒江是中國唯一的「原生態河流」，方指出怒江幹流上早就有了
大壩；環保人士在反大壩工程時極力美化怒江流域現有的生態狀況，
方卻通過實地考察指出怒江流域的生態破壞已經極其嚴重，大壩建成
原住民遷出後生態破壞反而有可能減緩。方舟子文風好鬥但引據準
確，這一點正是大多數環保人士的不及之處。方的觀點在新語絲網刊
登後廣為流傳，環保組織在輿論上也開始處於守勢。到2006 年，怒江
大壩項目在新聞中的報導開始減少，反對派的聲音越來越弱，一個經
過修改的怒江建壩方案的實施似乎已成定局。
反怒江建壩運動以環保運動的相對失敗告終，其中原因有三。首
先，先前環保組織取得成功的幾次環保運動（如保護藏羚羊、保護雲南
森林和金絲猴）其面對的是縣／地級地方政府。與省政府相比，縣／地
級政府在環保人士及主流媒體的壓力下缺乏相應的抗衡資源（如省府擁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
111
有大學、研究所、省環保局及重要地方媒體、等等）。特別是，一旦當
中央表態支持某一環保運動時，縣／地級的政府因為地位懸殊而只能服
從。其次，反建壩運動的議題比較複雜。比如，保護藏羚羊很容易用
科學語言來論證其正確性，而藏羚羊在少數人的利益驅使下被大肆捕
殺這樣的問題沒有放到桌面上可以辯解的理由。但是，雖然水壩的潛
在危害無數，其好處也很明顯。特別是，水壩的大多數危害至少在理
論上說可以通過更科學的設計來得以解決。這就使得反建壩運動在科
學主義仍然十分盛行的中國處在十分不利的地位。這就是為甚麼在與
方舟子的論戰中，環保人士經常在方舟子犀利的科學主義的話語下無
所應對。最後，媒體對於反建壩運動力量消長的作用不能忽視。正是
在主流媒體的大力正面報導下，反怒江建壩運動取得了初期勝利。也
正是新語絲網的加入使得反建壩運動的反運動聲音在新型媒體上大量
傳播，破壞了反建壩運動的聲譽，改變了公共輿論，並在一定程度上
迫使了由環保人士控制的主流媒體走向沉默。
新聞揭黑：媒體就是社會運動
在中國，記者時常採用類似於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尋求新聞報導
的突破。他們採取多種策略，試圖把具有一定敏感性的話題（比如：
對環境保護、礦難、公共衛生、自然災害、貪污腐敗、等等）推向灰色
地帶。與西方的揭黑報導不同的是，中國的揭黑報導在揭露社會問題
的同時有著更廣大的制度和價值導向：為新聞自主權爭取體制上的空
間。
在缺失霸權文化的前提下，記者在新聞揭黑過程中往往會對現有
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挑戰。同時，面對政府的控制及個人的經濟利
益等等因素，記者又不得不有所顧忌。為了使新聞揭黑不直接受到政
府打壓，記者在話題的選擇，報導的策略以及同盟的建立上往往煞費
苦心。成功的話語突破首先發生在為非政治性受害者代言的事件上。
與其他社會運動相似，尋求中央政府的支援，在大「目標」上與中央保
持一致，也是新聞揭黑中常用的策略。最後，九十年中期開始形成的
分化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為新聞變革提供機會的同時，也增加了許多不

11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六期（ 2008 ）
可預計性，給新聞揭黑這場「打擦邊球」運動增添了變數。以下，我們
將圍繞著南丹礦難新聞報導簡要講解當前中國盛行的新聞揭黑運動。
災難新聞曾經是中國的黑區禁忌新聞。中國政府強調「穩定壓倒
一切」，認為災難報導不加控制將會引起社會恐慌、人民不滿、社會動
盪。因此，傳統「新華體」的災難報導模式強調的是災難發生後黨和國
家在救災中表現出的關懷和救災效率，災難的嚴重性則放在報導中的
次要位置（有時為了政治考量甚至會對災難規模加以封鎖），至於災難
死亡人數的報導（特別是人為災難死亡人數的報導）則有更加嚴格的控
制。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記者們多次試圖突破這種「新華體」災難報
導模式，但沒能取得關鍵性進展。但是，2001年的南丹礦難給了新聞
揭黑運動的一個突破性的機會（ Tang, 2002）。
2001 年7月17 日凌晨，廣西南丹龍泉礦業總廠所屬拉甲坡礦，發
生了特大透水事故，大量湧入的水在瞬間淹沒了相鄰7個礦井和正在
工作面上採礦的81 名礦工，釀成了震驚全國的「7.17」礦難。事故發
生後，南丹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夥同礦主黎東明等人，蓄意隱瞞真
相，封鎖消息。礦主一方面給遇難礦工經濟賠償，另一方面阻止他們
接受媒體採訪。廣西電視台、《南國早報》、《八桂都市報》等當地媒
體都是在事件發生約一周後才得知礦難。此時，關於南丹礦難的消息
在網際網絡上開始流傳。本地媒體雖對地方政府的做法極其不滿，但
是他們受制於地方政府，敢怒不敢言，因此只能把消息透露給外地媒
體，希望借助異地媒體隔山打牛，然後他們才好跟進。南丹礦難隨後
在四川、上海和廣東的媒體能見諸報端。到 7月底，諸多中央級媒體也
開始進駐南丹。人民網記者龐革平等人也以集體筆名「任桂瞻」（意即
《人民日報》廣西記者站）也開始在人民網上發稿。在南丹地方政府仍然
在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說南丹事故中沒有重大傷亡的當天，人民網發
表了特別報導揭露了南丹地方政府的欺瞞行為。主流媒體的直接介入
促進了中央政府態度的明朗化，使得南丹礦難死人數得以迅速確認，
並為南丹礦難的報導及其處理打開了局面。新華社 8月3日發稿確認事
故；中央電視台在8月4日晚《新聞聯播》報導此次礦難。境外媒體也開
始跟進，新加坡《聯合早報》、香港《星島日報》、鳳凰衛視、BBC、《紐
約時報》等報均刊登了礦難消息。 到8月中旬，與南丹礦難和其隱瞞過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
113
程有關的15 名主要政府負責人被審判，隨後共有100 餘名涉案的廣西
壯族自治區、河池地區南丹縣的地方黨政官員、工作人員受處理，50
多人被免職。南丹縣委書記萬瑞忠被判處死刑（趙世龍，2004）。 8 月
27 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假如媒體缺席〉，為此次事件中媒體的揭黑
行為正名，從而為記者進行災難報導提供了合法性。
南丹礦難的報導過程體現了在缺乏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和越來越
複雜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下，新聞揭黑運動所面臨的機會和風險。中央
與地方政府以及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利益和目標的差異是南丹礦難報導
得以突破的關鍵（Lin, 2008）。在地方政府大力封鎖消息，礦難話題
還屬於新聞禁區時，當地的媒體就借助地方政府管轄地域的限制，將
消息透入給外省的同行。這就使得四川，上海和廣東等地的媒體能
率先對南丹地方政府進行發難。然而由於南丹事件牽涉到巨大的經濟
利益，異地媒體的力量不足以攻破南丹地方政府的抵制。直到人民日
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這些中央級媒體介入，中央政府的態度趨於
明確，圍繞著南丹地方政府所形成的地方利益集團才土崩瓦解。
南丹礦難報導成功的其背後有著特殊原因。南丹礦難規模過大，
這為地方政府隱瞞加大了難度。同時，南丹礦難影響局部，負面報導
並不會對中央政府的政權產生動搖。這使得中央級媒體在中央政府態
度沒有明朗化前就敢於針對礦難展開報導。最後，媒體在報導南丹礦
難時所面臨對的僅僅是一個縣政府。在主流媒體的重錘下，一個縣級
政府很難抵抗。這些特殊因素既部分解釋了南丹礦難報導的成功，也
註定了在南丹礦難的成功報導後，中國媒體在新聞揭黑運動上還有很
長的曲折道路要走。此後數年內，中國各地方政府多次以災難死亡屬
於國家機密為理由阻止和打擊災難新聞報導。直到在SARS事件，河南
愛滋病等問題上中央政府因為地方政府封鎖消息而屢屢在國際國內社
會遭到難堪後，才在2005 年8月明文規定災難死亡人數不屬於國家機
密。即使是如此，我們也不認為今後中國媒體在災難報導上會一路暢
通。災難新聞報導的容易與否，成功與否還取決於許多其他因素，這
在西方民主國家中同樣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但是，中國媒體在近年
內能不斷擴大其新聞揭黑的範圍，並取得顯著成績，媒體在南丹礦難
報導上的突破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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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六期（ 2008 ）
此外，新媒體的新聞發展模式的逐漸變更也使得災難報導可以進
一步取得突破。在本文截止期，四川汶川剛發生了7.8 級大地震，死傷
無數。在記者無法在第一時間趕赴前線時，各個門戶網站便依靠民間
寫手，特聘博主（博客主人）等方式來打破網站無法進行一線採訪的限
制。甚至連臭名昭著的人肉搜索被用以幫助災民尋找親人。與上述兩
個案例不同，新媒體在引導公眾意見上取得更大的主動性。這種新舊
媒體的互動關係的改變使得霸權性文化缺失的影響力更為深遠, 因為對
專業性新聞從業人員，國家的單位化控制，傳媒技術控制，文本控制
和經濟軟控制都還可能行之有效，但對於公眾意見，這些沒有價值體
系為支撐的控制技術就可能相形見絀了。
結 語
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中國的新聞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呈現
了與西方完全相反的模式。在中國，媒體不但傾向於對社會運動做正
面報導，而且還會挑戰現有的制度並積極介入大量的社會運動。在一
定程度上，中國新聞媒體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在八十年
代，中國媒體的激進性導致了新聞從業人士與政府之間的多次正面衝
突，並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八九學運的興起和發展。九十年代以來，
雖然商業化新聞的產生、改革的發展及中國政府對媒體控制手段的提
高改變了媒體生態和促使了新型新聞邏輯的發展，通過對在反廈門修
建化工廠運動，反怒江建壩運動和新聞揭黑運動中新聞媒體表現的分
析，我們發覺雖然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的關係趨於複雜，並且中國的
記者也不再會在新的形勢下像在八十年代時那樣與政府強硬對抗，在
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中國媒體的反體制傾向以及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
的緊密正面互動關係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
本文認為，中國新聞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這種關係根源於當前中國
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的缺失。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
政治佔據了世俗意識形態的霸權性地位，西方記者因為對這些價值觀
有著無條件的接受因此能在毫無良心負擔的情況下製造社會認同、維
護西方社會的政治和價值體系、並且在優越的道德感下抨擊他們幾乎

霸權文化缺失下的中國新聞和社會運動
115
是毫無瞭解的非西方國家的政治。這就導致了西方主流媒體在國內新
聞報導中的保守性，導致了它們面對國內的社會運動習慣地採取邊緣
化和妖魔化的報導方式。相反，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共產主義意識形
態在中國逐漸失去其霸權性地位，商業化進程又未能為中國樹立一個
廣為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這就使得中國記者在價值觀上與體制有著
格格不入。在這種場合下，相比於西方記者，中國記者就會對揭露社
會黑暗問題懷有更大的熱情，有著從體制與社會結構中尋找社會矛盾
發生根源的傾向，並且會在可能條件下積極推動他們所嚮往的社會價
值和制度改革。這些都是中國新聞媒體與社會運動緊密關係的基礎。
當前的大多數相關研究強調了中國新聞在國家和市場雙重壓力下
缺乏獨立性和批判性，而本文卻強調了中國媒體的批判性一面。我
們認為本文的觀點與當前的流行論點所強調的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
面，它們之間並沒有根本衝突。當海外學者對中國媒體缺乏獨立性和
批判性這一問題進行深刻分析的時候，這些學者的問題意識不正反映
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價值體系在世界上的弱勢地位嗎？特別是，大量
的對中國媒體的批判來自國內，特別是一些在國內媒體混跡多年的記
者和學者。中國不少記者不時會發出牢騷，並對自己的行為以及整個
中國媒體的表現冷嘲熱諷。本文第二作者在一次採訪後與一位中央級
媒體的記者閒聊，該記者無不自嘲地說：「我是黨的一條狗，黨叫我怎
麼叫我就怎麼叫，但是我有時卻還想叫出一點人樣來。」
這種牢騷正體
現了中國媒體在當前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的缺失情況下的困境和反體制
傾向。
在強調核心價值體系缺失下中國媒體所體現出的批判性時，我們
並不否認中國新聞媒體的非獨立性和對在體制面前的妥協性。當前，
中國經濟正在快速增長，大量記者一方面不認同於體制的核心價值體
系，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對中國發展的大方向有著認同。這一「改革共
識」是中國媒體在當前制度下妥協性的基礎之一。同時，近年來中國
記者群體的物質生活水平也正在不斷提高，作為當前經濟改革中的一
個得益群體，記者中的大多數當然不會像八十年代一樣與體制進行公
開抗爭。更是，九十年代後，中國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手段也在不斷提
高。特別是，政府對娛樂性（白區）新聞的全面開放和對「灰區」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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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抵制性逐漸開放，其所帶來新聞報導空間的加大也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國家和記者之間的劇烈衝突。儘管如此，中國記者卻會因為在
「打擦邊球」時因為不慎而「觸雷」後馬上成為業內英雄。這正體現了中
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缺失。
我們在分析中國媒體的性質時還不能忘了比較視角。美國新聞媒
體在法律上有著比中國媒體大許多的自由，美國的絕大多數媒體也不
由國家直接控制。但是，美國記者卻不能像中國同行一樣在面對環境
運動時控制著主流媒體並進行完全正面的報導。只要有可能，中國
記者在報導一個社會問題時往往會對導致該問題的結構進行分析以揭
示這一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相比較，美國主流媒體記者即使是在
安然這樣的巨型公司的違法和破產問題上的報導，也只做到了就事論
事。在最近西藏騷亂問題的報導上，美國的主流媒體有著高度一律的
輿論。相比較，即使在國內巨大的民族主義浪潮的壓力下，《南方都市
報》仍然能夠在他們的評論中提出了不同的聲音：「西方人對中國的偏
見，源自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優越感。那麼應該警惕的是，漢人在面
對少數民族時，有沒有這樣一種由文化優越感而導致的偏見呢？……對
個體媒體虛假報導的矯正相對容易，幾個耐心細緻的中國線民就可以做
到；對新聞控制的抗議面對的是國家權力，全世界都徒喚奈何。」
批判
美國主流媒體並不是本文的意圖。以上例子只是想指出，在具有或缺
乏主流核心價值體系的場合下，美國和中國主流媒體的表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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